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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文学是我逃不开的宿命与使命
发布时间:2010-05-11作者:郑文丰 关注度:[]来源:贵阳日报

    “我要像对待自己的文学一样对待他们,我要用自己认为有用的话来表达。在发达的沿海地区谈文学,没几人会有心停下来听。在某种程度上贵州有滞后性,而在场的200多人都认真的听着我的每一句话,不说一句阿谀奉承的话,他们的坦诚是发自骨子里。在他们中间我没有孤独感。”近日,两年前以《将军的部队》一文获得中国短篇小说最高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被文学界冠以“先锋作家”之名的河北作家李浩,前来贵阳讲学时这样说到。

    对他已出版的小说,评论家普遍认为“他醉心于对人性丰富与复杂的挖掘、对人心之幽深微妙的勘探、对人之存在可能性的寻找与发现。他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充满探险精神的作家,他乐于把小说当作一种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探险,在探险中拓展小说的宽度与深度,在探险中创造包蕴深广的小说话语空间,也在探险中完成自我的解放与救赎。”采访过程中,几次听李浩说自己是个“笨人”,对此,他的好友,贵州作家戴冰说:“在聪明人成堆的年代里甘当一个笨人,从中我见到的是李浩对文学的诚心和雄心。”

    “我对我的过去不断的怀疑与修正,但我不认为我能找到答案。但我有我的桃花源,尽管它是模糊的。”有着敏锐的意识和反省自觉的李浩,给出了自己的创作思考:“或者鼹鼠,或者飞鸟,或者……我的意思是,在一个有责任感和敬畏心的写作者那里,他可以像鼹鼠那样专注于人类存在之谜、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和人性隐秘的发掘,可以像飞鸟,呈现飞翔的轻质,提升人类对世界、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他可以像别的什么,他可以是鼹鼠与飞鸟之间的中间状态,他可以同时兼具鼹鼠和飞鸟的双重……”在文章中探寻可能性的李浩说他的作品是“在黑暗中点燃的一枝蜡烛”,其作品在最后留示给人的,也往往是“留黑”而非“留白”的余韵。

    采访李浩,所有的问题便在于:我必须提出问题,他相应给出答复。他本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因为他自己很知道内心的张力在何处,“我知道自己的桃花源,但我需在不断的游离中保持张力”。于是,在我不认为是问题的地方,他便给自己悬置一个问题,并以之为真是个问题;在我认为是问题的地方,他便自己消解这个问题,并证明这不是个问题。他的内心足够强大,又足够的疑惑,他也笑着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矛盾体”。因为必须说话,所以问和答多以一种相悖离的方式在进行。或许,这此访谈不过是他制造的一场变异了的张力文本罢了。

    我跟他说:“其实我总想以自己的观照来塑造一个你,干脆让您自己来写自己好了。”他一笑,说:“那我也不过是在虚构自己而已。”于是一起沉默。维特根斯坦早说过: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文学给我的很多,我给予文学的很少”

    和李浩一样,同样是喜欢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也足够先锋和前卫的残雪,在其《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一书中,她发现自己的原始记忆以及本心本性被成长的时光涂改塑造过,她要用文字考古挖掘,让阳光照亮自己最深层的图案。最后她得出结论:文学的创造过程就是一场趋光运动,我不过是延续了幼儿时期的本能。而她的文学作品,也无非是以变异或者深化的方式,与儿时的体验相契合。她也因此成为一位自我本色演出的文字演员。

    维特根斯坦说:真正的神秘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李浩也有成为现在李浩的“精神图景”。

    记者:儿时的本性与少年时期的记忆,进入过您的作品么?以什么样的方式?

    李浩:进入过,而且它还在不断地进入。有时,它是一种直接地进入,我写下我的所谓童年经验,但多数时候还对这个记忆进行着篡改,我要让这一经验能够表达或都说接近表达我的想说,像《那支长枪》、《生存中的死亡》等,里面的“父亲”更多地来自我的姥爷。而《榆树上的虫》、《拿出你的证明来》、《埋藏在灰烬下的火焰》等则部分地取自于童年记忆,更多地是用某种"概念"对它进行了修正。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强调“想说”。我也承认自己有些“概念先行”。还有一部分小说,虽然在面目上和所谓的童年经验、童年记忆不搭界,但在内在却是有着一致性的。

    会用怎么样的眼光看世界,有时童年或少年时的影响、印象更为重要。少有作家能摆脱少年时期对自己的影响,尽管他的作品可能很成人化,很苍老。

    记者:您生于七十年代,您那时所有的精神底色是什么?

    李浩:李煜塑造我最初的底色。文学不是成功学,他虽是亡国之君,但我个人看中他的文学。部分地,他对他的江山美人的看法,对消失中的好时光的缅怀也进入了我的内心,给我的内心染上了一种旧色。

    我父亲称我为“遗少”,因为当时喜欢国画、用繁体字书写的我,强烈地接受着古典文化并接受着它的伪和做作……现在我也必须承认,我在骨子里是一个守旧的人,虽然我现在被打上了“先锋文学”的标签。因为小说和一切艺术,从它的从业者来说,第一位的都是要强调“创造”,它必须要先锋,当然这个先锋不一定表现在形式上。

    我想,“一亡一遗”应当是那时所有的精神底色。

    记者:“一亡一遗”与您作品上“先锋前卫”的标签好像挂不上钩。在何时、又有哪些人塑造了您哪些方面?

    李浩:李煜一个人对我的塑造不够了,其他人便参与了我的塑造。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上中专的时候,正是中国先锋文学勃兴的时候,正是大家反复地谈论创造、改革、现代性、北岛顾城杨练舒婷尼采叔本华的时候,反复谈论西方文化艺术,谈论民主自由和信息爆炸的时候。感谢那个年代,它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敬畏以及某种虚荣,如果别人提起一本我没读过的书,虽然当面会佯装镇静,但私下一定要找到这本书来读。我以保持虚荣的形式保持着敬畏。我承认最初的时候是一种裹胁,但后来有些就变成了自觉。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可能只取一个人的,他肯定吃不饱,既使这个人是李煜,是鲁迅,是莎士比亚……

    何时、有哪些人塑造了您哪些方面?这个问题我依然不能确切回答,为什么?因为某些人像尼采,当时给我的某些认识我现在部分地是当“毒”来排的,我以为自己可能排除了很多,但有些却可能深入骨髓了;而有些人,当时阅读的时候并未重视,可后来重读的时候发现了它的好,而有些人,当时感觉五体投地,现在感觉却平平……而且,我也确实不能认定哪一个作家或哲学家只作用了我的肝,或胃,或肺……如果说,让我说接受了哪些人的影响,我吃了羊肉、猪肉,当现在都长成了我的肉。我倒是可能说的,像李煜,李白,王维,张若虚,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尤瑟纳尔,胡安·鲁尔福,君特·格拉斯,像罗素,埃利蒂斯,马克·斯特兰德,哈维尔,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单很长,而且随着时间的增加会更长。我被人称为"先锋文学"的遗脉。况且,当年中国先锋作家特别是诗人们对我影响也至深。

    记者:本色的文字演员通常具有复制自己灵魂的能力。您觉得您是本色的文字演员么?

    李浩:我不是演员。在文学中,我没有“表演”意识。

    记者:文学对您意味着什么?

    李浩:意味着幸运和幸福。我有幸成为一个作家,文学给了我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我的近乎全部都是文学给予:我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和他人的能力,我的温暖,我对陌生人的熟悉,我野心和自傲,当然也给了我一些世俗的成功感……我给予文学的很少,因为我没有给予文学以新的方向,新的可能,我做得远远不够。发表作品、得什么奖、获得多少粉丝、得了多少金钱就等于给予文学了?肯定不是。有能力给予文学的,是极少数的人。我愿意是这个少数之一,但有些力不从心。

 

带根的流浪人

    李浩喜欢米兰·昆德拉。因为远离祖国的昆德拉在到处流浪中,旧阅历得到了新印证,主体客体之间的明视距离伸缩自若,层次的深化导发向度的扩展,是一个带根的流浪人。李浩说他“也是个带根的流浪人,我的这个根这个故乡,应当不比昆德拉先生的小多少”。

    记者:您与俗世社会有着怎样的计较?

    李浩:我个人背负起整个“故乡”。我可能不喜欢这块缺乏诗意远非净土的故乡,但就有如卡尔维诺说的,“我生活在树上,但我始终热爱这大地”。我觉得,“生活在树上”是一个从事文学艺术或者更阔大点儿,心怀人类的人都应当采取的一种姿态,就是,和俗世的日常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要俯瞰,而不是陷入;这样,你才能获得更为广大的视野角度,才能不只纠缠于个人的、或者一时一地的得失和幸福。而“热爱着大地”,则是这一要求的另一面儿,它要求一个写作者、心怀人类的人要有对人类和他人有真切的爱,要和他人有一种休戚感,要把每一个人的死亡看成是自己的部分死亡……

    记者:残雪说“我用制造内伤的方式不断成长”。那您与您自己有着怎样的计较,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像“生活在树上”的叶子一样“伸入天空”?

    李浩:我可能和残雪恰是相反,我是用治疗的方式成长的。我不想偏执,或者用偏执的方式来达到深刻,我更愿意用一种规矩的方法,弱的,不过多突显却属于正面强攻的方式来说出我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创造者》中写下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他想画一张真实的世界地图。他用一生的时间画下山脉、房屋与河流,画下牧羊人和他的羊群,等他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他发现,他画下的是自己的那张脸。文学是寻找我桃花源的图谱,和我的生一起开始,和我的死一起消亡。我不断的疑惑与修正过去的自己,正因为我相信我有我的桃花源,所以才有继续写作,让它呈现的欲念;正因为有这一桃花源,所以我才会不断的疑惑与修正过去的自己,努力让自己接近和记下这个桃花源的位置和图谱。但我不保证会有什么样的答案。

    不过我不太喜欢你所用的“计较”这个词,我不计较少有计较。能够“伸出天空”,我想应当是我长得足够高大了,就自然,而然。

 

做无限的少数

    翟永明说:少数,然而无限,犹如希门内斯的逻辑,因为正是这少数人,构成了我与寂寞和词语的对话,构成我诗歌的轴,带动了诗歌的血液循环,使得语言像活跃的红细胞、在诗中孕育、繁衍和增长诗歌中呓语般、但又是直觉所获得的各种因素。我为这少数人的变幻、持久的目光而写作,当我坐在桌前,它们从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角度注视着我、要求着我。   

    李浩很喜欢这段话,他说自己要做的就是一个“无限的少数”。

    记者:您如何理解“无限的少数”?

    李浩:我想用翟永明的那段话来解释。“无限”是期待某种的永恒,相对性的永恒,它要求文字有超越时间的能力和魅力,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和清洗。它不是就是论事的,不是讨好肥胖厨娘的,不是……所有的经典作品都有这种"无限"的品质。它让你在初读的时候即感觉它与你有种亲切感,有些似曾相识;同时,每一次读过,它都给你一些全新的感受,感觉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的那个写作者就在你的对面,他写下的那些和你有着相当的共鸣。但这样的人永远是少数人。

    “少数”不是想要如何少数的问题,而是不惮于不甘于。我也希望我的文字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足够多的读者,越多越好,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我不会想要“越多”而谄媚,而放弃文学的品格,而投谁所好。我更想要的读者是和我平等的,有和我一样的知识一样的趣味……我不轻视他们,无论他们在这个时代是多是少。

    记者:您会刻意做一个“无限的少数”么?

    李浩: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谈到,一个物理学家死去见上帝时说“我不会,上帝你也不会”。我远没有他那种自信,事实上我一直在恐惧,我的方向是不是对的,我的才华够不够……而且,我对世界越来越模糊,以前肯定的,现在都有了裂缝。在正在写的小说《失明漫记》中,我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失明的过程。越往前走路途越黑,但鲁迅等所有文学大师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在漆黑中走了再说。我离大师的境界很远,但文学就是在黑暗中点亮的一枝蜡烛。

    记者:您内心里面有一种张力么?是什么?

    李浩:梦和野心。对永恒的渴望,和对这个世界问题的思考。

    记者:不做文学会如何?

    李浩:我觉得自己在世俗社会里是一个一事无成,平庸,无法料理世事的人,而搞文学也是一种玩物丧志,得放弃世俗生活的权利和义务,去寻找另一种无限的可能。但如果不做文学,其他的事会更灼伤我。文学是我无法逃开的宿命,也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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