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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阅读﹒文化﹒信仰
发布时间:2011-04-26作者:杨金平 关注度:[]来源:杨金平

    编者:4月15日,河北作家网对《长城》杂志副主编杨金平先生进行了视频专访。杨金平先生在采访的基础上,为我们撰写了这篇体现其文学道路与精神的文章。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一窥杨金平先生是如何走上文学的道路,以及他所坚持的文学思想。

 

生活﹒阅读﹒文化﹒信仰

我1970年开始上小学,阅读作品最早也得是七三年、七四年。因为阅读的前提是必需识字,识一定数量的字方能阅读。

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像《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这些战争题材的小说,找到它们并不费劲,关键是你得喜欢“看闲书”。看闲书带给我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让我认了不少字。识字多对提高语文成绩肯定是有好处,从小学到高中,我基本上没有在语文上体验过复习的滋味,考出来的分数却是总也低不下来;看闲书给我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增强了我记忆力。三十五年以前读过的《红旗谱》里的一个情叫我现在说起来还是如数家珍:老驴头欠冯老兰的债,冯家的狗腿子李德才就去牵老驴头的小牛。小牛不从,李德才硬拽,牛鼻子被拽豁。老驴头心疼小牛,找到李德才家破口大骂:“李德才,我日你八辈子血姥姥。!”李德才正在吃饭,便将一碗刚从锅里舀出不久的烫粥扣在老驴头的脑袋上,于是,血和粥相混相合,一并顺着老驴头的驴脸往下流。还有《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一见鬼子慌了神,从篮子里拽出一颗手榴弹就扔了过去——忘了拉弦。我的记忆力原本一般,因为有了审美的帮助,它似乎就超常起来。 

《敌后武工队》里有一个区委书记叫马鸣,这个人后来当了叛徒。有一回鬼子扫荡,马鸣和妇救会长汪霞藏在一个空间比较窄小的地洞里。有意无意地,马鸣摸到汪霞的手,叹曰:“到底是大闺女的手,这么软乎!”冯志这样写,目的当然是告诉读者:马鸣这个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地道!我读到这里的感觉是什么呢?一种春潮一样的活水在我身上涌流起来,我的感觉向温情、柔美的境界伸展。现在理论总是有一些了,知道马鸣的话后面藏着的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感觉,并非叛徒专有,而当时只是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自己在心底也认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欣赏、体验、审美。 

赵树理的《三里湾》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情节,玉梅从她大哥的屋里要出去,小侄子不让她走,玉梅就一边说着“姑姑不走”,回来坐在炕沿上,逗小侄子玩。在《三里湾》里,这是一个跟主题几无瓜葛的闲笔,赵树理的笔法又是不加任何渲染的白描,然而那母性的温柔立时就让我停下阅读,掩卷思考,回味不绝。我在生活中并不缺乏母性的关爱与照拂,然而要不是这个闲笔提醒,我很可能就要无所感觉地视而不见了。也许可以这样说,阅读文学作品对提升我的感情质量确有益处,它又引导了我对生活的观察和注意。

三夏时节,作为一个小半劳力的我,跟着母亲去生产队的田里割麦子。站在地头,我的心里基本上没有丰收带来的喜悦,那因为熟透而歪下脑袋的大片的麦子只能让我发愁:何时割完?因为心情忧虑,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摇曳还是不摇曳的字句向来就没在我作文开头的写景中出现过;倒是割麦这种高强度的劳作带给我的感受在作文里并不模糊地出现了:麦子割到一半,割麦子的人千万不能直腰;因为你一旦直腰,再想把腰弯下去,那可就不容易了。那感觉是:有百十来斤重的砘子在把你的腰往下坠!“腰疼,”我这么一表达自己的感受,周围的大人们便七言八语:“腰疼?人到八十才长‘腰芽’,你一个小屁渣子哪儿有腰啊?”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说法,但是因为疲劳,也就不愿跟他们争论。割麦子的过程还发生了这样的事体:一个不加小心,一棵刚钻出地皮不久的玉米苗被我的镰刀割掉了四分之三。母亲就抱怨我毁坏青苗,她停下割麦子的动作,耽误着挣工分,去扶持一棵不会有多大希望的青苗,还勒令我褪下裤子,浇下一泡黄尿给小苗补充肥料。在众人之中行如此之道我的感受岂能美妙?更不美妙的还在后面:终于把承包的麦垄割完了,天也黑了。回到家里,母亲钻进厨房做饭。没有干粮,就拌疙瘩。疙瘩拌好,母亲喊我抓盐。记得盐放在水泥瓮瓮盖之上的簸箕里,我就可劲地抓了一把。我口重,喜欢吃咸的,遇到机会,尽量满足自己。厨房没有灯,我就把这一把盐扔进大灶上的锅里。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捞稠的,结果谁碗里的疙瘩稠,谁的饭就越牙碜。“你从哪儿抓的盐哪?”“瓮盖上的簸箕里。”“你真是个好小子!瓮盖上的簸箕里是沙子!”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老家过去缺沙子,弄到一点就保存起来,待到过年炒花生用。黑灯瞎火、粗心大意都是我让一锅疙瘩不得入口的原因,但是因为过度劳累,致使手不能把大盐粒和小沙子加以区分也是一个原因吧?麦假结束,作文写出,语文老师大加赞赏,全年级四个班的教室讲台都被我站立过,而站立在讲台上是为了诵读自己的拙作。我对文学的那把爱火,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点着的。1980年高考,我填报专业,从重点大学到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我报了一溜中文系。总而言之是,除了语言文学,我就不想报别的专业。大学毕业,我教过高中语文,在高校图书馆干过图书采访和目录编制,这些工作都没有叫我的心离开文学。心不离开文学按说不是坏事,它至少说明我这个人事业心还是有的,但是在认识十字架以前,我为自己制造过好几个偶像,其中文学这座偶像最高大。一说偶像我们就会想到庙里的泥胎,不错,泥胎固然是偶像,但只是偶像里面的一部分,危害更大的偶像是心里的偶像,祥子把“买车——拉自己的车”当作偶像,写作和发表作品也成了我的偶像。祥子对他的偶像顶礼膜拜,结果是不仅理想没有实现,精神堕落,人格还败坏了。我比祥子幸运,出人头地的梦想虽然屡次破碎,我也为此经常痛苦不堪,上帝在我奋力而行的路上又是垒墙又是种蒺藜,就是为了把我带到另一条道上来。如今我已经行走在这条路上,既行走在这条路上,就知道以前真是偏行己路了。

西方文学跟《圣经》关系之密切,其例子多不胜举。在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和米尔顿之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个叫约翰﹒班扬的大作家,他在地牢里写出了一部文学名著《天路历程》。这本书通篇象征,表现的是基督徒个人和群体的属灵生活。在英国读者心目中,约翰﹒班扬跟莎士比亚齐名。过去,我们的《欧美文学史》对约翰﹒班扬和《天路历程》只字不提,现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教外国文学的讲师教授如果不把班扬分析分析,他们就会觉得心存遗憾。《天路历程》我读过两遍,因为手法象征,意会容易,言传困难,现在就拣两点比较容易的说。

地球之上,不管山有多高,再高的山,只要是山,水都能上去。这个自然现象以教牧问答的形式在《天路历程》里被赋予了属灵的意义:上帝恩高如山。难道这仅仅是个比喻吗?山上住人,山上的树木植被,凡生命,只要存活,都离不开水。生自地层深处的水,被一种能力驱使着上升到有生命的地方去滋养他(它)们,这不就是上帝的养育之恩吗?

2004年,我初进教堂参加聚会,总有慢声细语在向我娓娓道来:“杨金平啊杨金平,你的出息可是大了。你说你一个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看看你周围这些人,里面目不识丁的得有多少?你就甘愿与他们为伍?再看看讲道的人,普通话的音调都拿不准,思维也不清晰,逻辑还挺混乱。你在这里一呆半天,价值何在?意义何在?浪掷生命,虚度光阴,向来为你所不齿,何以今日自甘堕落如此?”慢声细语和娓娓道来就这样向我输送腻歪,时间不长我心里就开始长草。我一边不安,同时意识到自己在内心里出了问题,直到读了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我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原来那慢声细语和娓娓道来都是出自魔鬼撒旦——天路客走到死荫幽谷,脚下之路非常难走,他只得减慢行走速度,这个时候就从后面赶上来一位,对着天路客的耳朵小声嘟哧,这嘟哧就把种种腻歪放进天路客的心里,叫他麻烦得简直都想把行走的脚步停下来。停下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撒旦的目的就达到了。无论是娓娓道来,还是小声嘟哧,他的目的不就是把人从上帝跟前拽走吗?上帝使用班扬,班扬在地牢里就长了一身功夫,如此深奥、何等抽象的问题他轻而易举就给解决了,还帮了我的大忙。班扬在欧美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不该轻忽。

    既然是话题拓展,今天我就不想在文学上多费口舌,下面就说说音乐和美术,《圣经》又是怎样影响了它们。

    世界名画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我们都不陌生,它所表现的内容就在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里面。离被捕还有几个钟头,耶稣设立了圣餐,吃饭的时候他告诉十二个门徒:“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们当然要问出卖拉比的人是谁,耶稣就说:“我的手和谁的手同时蘸在盘子里,谁就出卖我。”犹大卖主的行为四卷福音都提到了,但是对这段情节的详细记录却是在马太和马可两卷福音里。犹大不出卖耶稣,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就不能施行,但是自己的门徒败德败到了如此地步又委实令救主耶稣痛心伤怀。“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最后的晚餐》虽然也刻

画了十二个门徒听到这个消息之时的不同表情,但耶稣面对“豆腐掉进灰里面”的痛惜和自己必须担当人类之罪的义无反顾,两者在他心里的重压才是这幅名画所要表现的主题。至于另一位画坛巨匠米开朗基罗,他的画笔不仅表现耶稣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创世之时上帝造人的宇宙恢弘、耶稣将要二次再来的号筒吹响,林林总总的《圣经》内容都在他的色彩里出现了。就米开朗基罗来说,假如没有《圣经》,他能不能活下去恐怕都是个问题,就别遑论他的艺术创作了。亚当被用泥土造出来以后,上帝还没有往他鼻孔里吹气,因为无灵,他的身体何其软弱,多么无力。在画布上表现这样的内容,米开朗基罗显然融入了他作为

一个的感受。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赋予画家灵感,升华作品的境界,凡此种种,都是《圣经》给米开朗基罗的恩惠。换言之,《圣经》就是米开朗基罗艺术生命的源头。

音乐史上,巴赫、海顿、李斯特我们就不说了,创作《弥赛亚》的亨德尔也不提了,现在单表贝多芬和他的第九交响曲。圣灵感动德国狂飙运动的大诗人席勒,席勒就写出了诗剧《欢乐颂》。《欢乐颂》又感动了十九岁的贝多芬,贝多芬就立志要把《欢乐颂》谱成交响乐。但是一直到去世之前,这个宏愿才被实现了。贝多芬的一生苦不堪言:爱情失败,婚姻无望,耳聋失聪,厄运一个追着一个把他纠缠,对他控制。贝多芬却没有被打倒,“英雄”、“命运”“田园”已经使他成为第一流的作曲家,而第九交响乐又把他的人生和艺术推到了巅峰。贝多芬去世,维也纳全城举哀,所有市民自动出来,抬着棺柩,沿着街巷游行一周。折服维也纳市民的就是第九交响乐。第九交响乐的内容,如果用灵耳去听,上帝的创造、耶稣的救赎、人在神的慈爱里享受平安和喜乐并由衷地对上帝发出感谢和赞美,这些都在第九交响乐里出现了。素受音乐熏陶的维也纳市民,正是从刚刚上演的第九交响乐里听出了,神的子民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人,他们的步调才那么一致,以至于全城一心。

《圣经》这本书,把人类的智慧所拥有的各个学科都给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天文、地理、考古,人从其中皆能找到。西方文化的基石其实只是一个习惯说法,华夏文明表面上跟《圣经》无关,可是你仔细查究汉字的偏旁部首,很容易发现它们和《圣经》的关系,有的汉字简直就是在记录《圣经》里面发生的事情。讲座里我提到了“船”和“來”,今天再说一个“衆”。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血从钉子眼里流出来,从上午九点流到下午三点,血才流干,他才断气。各各他山剧烈晃动、飞沙走石之时,一个罗马兵丁持枪扎入耶稣肋旁,水就从中流出,耶稣生前所言“从人子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之异象被众人看见。也就是说,在十字架上,耶稣流出的不仅是血,还有水。耶稣甘愿上十字架,目的又绝非担当哪一个人的罪,而是把全人类的罪一并担在自己身上。全人类,不就是“衆”吗?而“衆”不就是“血”和“水”组成的吗?究竟有多少汉字跟《圣经》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不重要,奇妙的是标志着华夏文明的方块字里面竟然隐藏着如此奥秘,这就不得不令我们惊叹了。我对《圣经》只是西方文化的基石这一说法不予苟同是有道理的。

美国总统,不管克林顿还是奥巴马、老布什还是小布什,皮肤是黑还是白,就职宣誓,他们都得手按《圣经》。美元上面印的英文:WE TRUST IN GOD.就是上帝拯救我们。“九﹒一一”事件发生,布什总统向全美发表电视讲话,高潮之处的内容是:“恐怖分子可以摧毁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但是他们摧不垮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把信仰看得如此重要,可能叫我们难以理解。1936年,法国米高梅公司拍了一部电影,影片的内容是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那场大地震。旧金山地震比神户地震、唐山地震更为惨烈,地裂开的口子像地狱一样几乎把一个城市的建筑和生命都给吞吃了,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人,身心涣散得都挺不起摊儿来,精魂全都从这些可怜的活人身上跑了。旧金山不光在外表上完了,精神上也垮了,无药可救了。一个女歌唱家却出现在废墟上,她唱歌,唱的是《赞美诗》上的歌,这颂赞上帝的歌声把旧金山人的精神又给振作了起来,人们跟着一唱,他们的腰杆马上就得到了扶持,跑走的力量回到他们身上。在赞美上帝的歌声中他们开始重建家园。二战时期,德国飞机经常轰炸伦敦,伦敦的社会秩序和家庭生活都没有乱套,同样的情形在1945年的柏林也出现了,苏联红军攻进柏林,柏林的人心也没有出现我们想象的恐慌。电影《虎口脱险》英国飞机被德军炮火击中,英国飞行员被迫跳伞,降到法国这个德国占领区。如何回家?前景怎样?这些都实堪担忧。然而那几个飞行员,从大胡子中尉到彼得和麦肯托士,没有一个发愁的,他们向公园里水中的河马友好地问安,假扮妓女,学弹钢琴,干什么都潇洒自如,被德军捉住也不面带愁苦。这是因为什么?他们胆子大还是在装腔作势?我也冒充胆大,装腔作势过,但是外边装了,里边害怕,以至于把嘴唇都吓白了。那是1995年,我跟几个妇孺在黄陂庄水库划船,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事件。在那个事件中我极力保持自己的镇定,维护船上的秩序,貌似一个处乱不惊的男子汉,但别人还是发现我的嘴唇变白了。灾难面前没有恐惧,靠自己的努力办不到。耶稣不仅平静海里的风浪,他还告诉人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祛除惧怕,必须是有耶稣在心里,主做了人的主心骨,人才能获得平安,才能处乱不惊。《泰坦尼克号》里那一群拉琴的、三等船舱里的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相拥相抱的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平安都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心里有确实的平安,他们不会去举国抢盐,即使面对死亡,非理性的行为跟他们也不怎么沾边。举国抢盐,用属世的眼光看是素质问题,从属灵的角度看则是心里无主——没有主心骨,经不起风吹草动,不乱自乱。

大凡信耶稣的社会都秩序井然,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姥姥一边抱怨她的美国小外孙不走斑马线就决不横穿马路——脑子一根筋,同时她还得心里佩服:洋人是讲规矩。北大的经济学博士赵晓2002年被派到波士顿,去研究这样一个课题:美国经济发展了,为什么它的人心、道德却没有滑坡?调查来研究去,赵博士有了大发现:教堂在波士顿,不到一公里就有一座,波士顿的教堂何其多。赵博士终于明白:美国经济强盛起来,人性却没有堕落,原因就在于教堂。他写成一篇论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后来又把它拓展为《有十字架的经济改革和无十字架的经济改革》,成为影响国策的经济论文。市场经济势必要刺激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即便不被刺激都强盛猛烈,一旦受到刺激,其猛其烈定如洪水猛兽,若不得到有效遏制,其破坏力超出想象。信仰耶稣能从内心对人施行规范,对欲望加以约束和限制。放而不乱,是因为人们在发展中没有弃掉规矩,坚守诚信良善。这都源于对基督的信仰。说到这里,话题就涉及到自由的问题。何谓自由?基督教背景之下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非此信仰背景之下的人们对它的理解是迥然有别的。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成自由,虽然在理论上未必承认,但是当下,它就是许多人的人生信条。这样的自由因为无边,他人受到侵犯的几率就很大。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再发展,人的心里却没有幸福感,原因尽管有很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良恐怕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圣经背景下,自由的定义却还这样表述:知道不该做的错事我就有能力不做!人可能会这样认为: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理所当然固然是理所当然,但是理所当然是不是就一定能做到?我看未必。哪一个贪官也都知道贪污和受贿是犯罪;贪杯之人也都明白酗酒对自己的心肺肝脏没有好处;瘾君子更是知道毒品会要自己的命。但是叫他们自己罢手不干,他们能做到吗?人是因为错用自由而犯罪,犯罪使人更加不自由。人被罪恶捆绑,为罪恶辖制,知道错了不该干却因为不能管束自己还得去干,这才叫不自由。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目的就是除掉罪对人的捆绑和辖制,把自由重新赐给人类。与耶稣同在,获得真正的自由,各守本位,诚信公道,得享平安,人才能幸福,社会才能和谐。

1990年,我在河北师范学院工作,河北师院的学生从南京进了一批《圣经》,两块钱一本,我一下买了二十本。我留下一本,其余的不是送给同学,就是送给朋友。买书是为了读书,《圣经》读起来却不容易,《创世记》读完没读完我记不清了,《出埃及记》绝对读不下去,一到上帝吩咐摩西怎样制作会幕那一部分就给绊住了:那一部分之繁琐简直叫我七窍生烟。于是《圣经》就长期在我的书架上呆着。我有一个不算好、也说不上坏的习惯:星期日闲着无事,就把书架上的书随便翻一下,《圣经》偶尔也会到了我手上,被看上半页几行。读是真没有读下去过,但是却有这样的思绪在我翻《圣经》的时候飘过脑际:莫非……莫非我还能跟它有所瓜葛?思绪像风,转瞬即逝,快得让思索的人都无法把握。口头说出来需要时间,用字写出来更费时间,思绪飘过却几乎不需要时间。待到后来我才回想起来:这种一闪而过的思绪最少在我脑际出现过四回。这些大概就是我和《圣经》最早发生的关系。

2001年4月23日,农历四月初一,天下小雨,我的小妹妹轻生自尽,她走的时候还不满三十一周岁。我的母亲虚岁六十九,年近古稀之人,遇到这样的横祸,其情形就是要一门心思地追随女儿,紧随其后地赶到“那边”。那个时候,“那边”和“这边”在我的感觉里距离甚近,那座名字叫“奈何”的小桥也被我看得一清二楚,而我的母亲,极力地要往那座桥上奔,我必须要紧抱其腰,不能让自己的老娘“跟”过去。

还好,老娘没有跟过去,但是她的那个情形啊,我只能具体说了:一天里面,她不知道要哭多少回,而只要一哭,干燥的水泥屋子地上就有湿点一片!一片一片的湿点出现过以后,我眼看着她的眼眶在塌陷。我就想尽上一个顶梁柱儿子在这个时候应该尽上的本分:支撑、安慰自己的母亲。这一点我以前向来自信,但是这一次我失败了。在大悲大恸的母亲旁边,我充充分分、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人支撑不了人,人也安慰不了人。因为我真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是何等的苍白,何等的无力。但是我也没有放弃努力,此后长达半年,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回去。回去之前必做一番周密的打算:这一次要采取什么办法,如何劝解,怎样说服,总而言之是一定要让我的母亲从中出来!结果是:临出家门,泡汤的感觉又充满了我的心。

2002年春天,传福音的进了家门,一听耶稣,我的母亲说:“怎么你们不早来呀?你们要是早来一年,俺那闺女就死不了啦!”在电话里我听到了这个消息,电话这头我的感觉是:我的老娘又哭了,泪肯定又掉了不少,但这回掉的泪不是让眼眶塌陷的泪。因为这里面有安慰。之后不久又出了一件事,我父亲突然就不行了,摔在地上就不动了,白眼珠都翻了出来。叫来医生,医生听了听心脏,上下嘴唇轻描淡写地一碰,“不沾了。”三个字似乎都懒得出口,把听诊器卷巴卷巴就走了。我母亲往地上一跪,仰天大喊:“耶稣啊,怎么叫我这家里净出这样的横事?!”耶稣没有回答,但是过了几分钟,血的颜色又回到了我父亲的脸上,鼻子那里有了气息,嘴唇也温热了。这是个神迹不是个神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怜恤我们,他知道我们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就叫生命重新回到我父亲的身上。在新约圣经里,耶稣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在送葬的半路上叫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把多不胜数的鬼从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身上赶出去,甚至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虽然是在彰显他神性的能力,但是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慈心柔肠和怜悯恩典。

这些想法都是我以后的认识,当时我可没有这样想。父亲死而再活固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叫我去感谢耶稣我还做不到,因为我还不认识他,我认为父亲是自然而然地缓过来的。那个时候我的家人都信了,我支持他们,因为在感觉里,我认为信耶稣比信别的好。但是我自己不想做一个信徒。我认为我可以有宗教感,但是却不能做宗教徒。原因是:我的工作、专业都关乎文学,而文学离不开个性和自由,当了信徒,失去了个性和自由,弄出来的文学苍苍白白的没有生命可怎么办?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因为耶稣并不否定生命,生命起初就是神造的,人犯了罪,耶稣只是要更新生命,把有罪的部分除掉,让新的生命长起来。“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说的就是这个。我发现自己又犯了一个十分低级又愚蠢头顶的错误:信了耶稣就失去自由和个性,再就写不出有生命的作品来了,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哪一个不是基督徒,他们的作品难道缺少生命吗?个性和自由从他们身上消失了吗?假如消失了,那消失的个性和自由肯定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珍贵。既然如此,何必叫它们绊住自己的脚呢?于是我走近耶稣,进入到圣经里面。信仰并不是有个人给你传福音你就信了,没那么简单。我认为这是一种经历,并且关乎命运。

    文化背景不同,信不信上帝,给文学带来了不同的质地。有没有“灵性”就是这两种背景之下的文学的差异。对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感受,作家都要表现,但是怎么认识、如何感受那就不一样了。对父亲的死而复生,从前我持一种看法,如今又是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的差距可就大了:一个属地,一个属天;一个属世,一个属灵。有没有灵性指的就是这个。 

就说《圣经》这本书吧。它的作者多达四十几位,写作时间长达一千六百年。谁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指挥如此众多的作者并且统一他们的思想?世界之上,何人本事如此之大?不说《圣经》里面隐藏的人类智慧所无法测透的奥秘,单是在《圣经》的成书上,《圣经》所体现的智慧就超越了人的智慧。

《圣经》写的是神的话语和上帝的作为。人的真理是相对的,《圣经》里的真理不具有相对性。“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这些话要是出自人口就糟了,出自耶稣那就是事实。耶稣就是上帝的本体。世上的伟人和精英,有的时候说出的话跟圣经里面的话大体相仿,如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跟基督徒生命成长中要经受熬炼虽似一理,但孟子的理论只是真理的“影子”,而非真理本身。离开耶稣,就像葡萄树上的枝子离开葡萄树,怎么说也不能开花结果了。关于这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痛楚最深。“我越是思考,思考出来的结果就越是让我感到无知。”离开耶稣,人探索出来的真理最好的也就是半拉子真理。“影子”之下的人并非都是庸才,鲁迅的眼光敏锐吧,中国的问题他发现了不少,《祝福》就是揭示同情在中国人身上的稀薄和缺乏。问题是发现了,怎么解决呢?鲁迅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人的能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曹禺对罪也有强烈的感受,他让周朴园和鲁侍萍、周萍和四凤两代人陷在一种罪里,但是因为没有看到十字架,曹禺不认识耶稣,救赎在《雷雨》里面压根也就谈不到。周朴园们从罪里挣脱不出来,俄狄浦斯难道就成功了吗?他左冲右突,极力摆脱命运对他的控制,反抗来反抗去,结果还是落了个杀父娶母的下场。人自己不能摆脱命运,人不能自我救赎,生命靠自己不能更新。

相反,在真理的本体背景之下,这些人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有望解决了。聂赫留朵夫,他的始乱终弃把马斯洛娃﹒喀秋莎给彻底毁了。他的罪比周朴园、周萍父子俩哪个也不轻,而且在不争的事实面前他还不想认罪。但是耶稣不让他,圣灵抓住他。“他就像一只不想承认错误的小狗,被主人抓着,把它的鼻子按在它干过坏事的地方叫它闻,非得叫它承认不可。”聂赫留朵夫生命更新的过程并非顺利,魔鬼撒旦借美丽而有个性的贵妇玛丽﹒埃特勾引他,意图阻止他的灵性复活。在《复活》里面,撒旦这两个字虽然一直没有出现,但是他无处不在。奸污喀秋莎的那个晚上,给聂赫留朵夫的淫欲一直在鼓劲、督促的就是他,他潜藏在检察官、法官、林务官、妓院老板和下层平民身上,利用人身上的罪性把俄罗斯的法律和一切生活搅得乌烟瘴气。上帝准备拣选谁,耶稣要更新谁的生命,他就在谁身上捣乱败坏,使劲折腾。他甚至鼓励一个善良得老实巴交的马车夫用板斧劈死自己同伴。托尔斯泰愤怒到极顶,就用一个加粗的黑体字“他”来单指撒旦。在聂赫留朵夫生命更新最困难的阶段,撒旦就跑到一个聪明貌美的贵妇身上。聪明貌美的贵妇在俄罗斯的上流社会了大有人在,吸引聂赫留朵夫、引起他好感的是,贵妇玛丽﹒埃特身上的个性。就性格和气质而言,玛丽﹒埃特和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类型:从内到外魅力十足。按照玛丽﹒埃特的意愿,只要跟她一私奔,玛斯洛娃给他带来的一切拖累,一并就甩掉了,聂赫留朵夫就会得到解脱。肉体是解脱了,生命就复活不了了。但是因为有圣灵引导,因为有耶稣帮助,聂赫留朵夫的生命更新还是完成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只是“影子”背景之下的说法。有了耶稣,生命定当更新改变。

“影子”下的作家完全靠个人硬拼、自己努力,经真理的本体光照的作家,其能力就如偷吃禁果之前的亚当,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海里的水族,所有的名字都是他给起。因为与上帝相通,神的能力就在亚当身上,亚当的本事就大;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西方的文学艺术,各个门类都有巨匠诞生,有如崇山峻岭的伟大作品就由他们建构。我们,靠着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假如在平地之上鼓起一个小土包,也就堪称庆幸了。

    假如读过《创世记》,屈原还会不会惆怅满怀地去写《天问》?路固然漫漫并且修远,离开耶稣的救赎,人纵然去上下求索,却又有多少益处?多少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努力把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推向绝境!站在幽州台上,人生的短暂和宇宙的浩渺把陈子昂折腾个六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泣下。”这样的意境真够可以了。比陈子昂至少早两千年,上帝的仆人摩西,带领不听话的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之路上,抽空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一段是:“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身体强壮可活到八十九十,但一生所矜夸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里面就不光是惆怅,葡萄树上的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光景就是这样可怜。陈子昂和摩西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心情也比较接近,境界可不是一个境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听到摩西这样的诗句,人生短暂也好,活着没有意义也罢,它们给我们制造的的惆怅如烟云消散,喜乐的潮水就会在心间涌流:人生有意义,活着有价值。

    关于当下文化的病灶,我想从歌曲入手来谈这个问题。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给个人提供的自由度比现在差多了,那个时候产生的歌曲却是优美动听,像《哈尔滨的夏天》里的插曲“太阳岛上”,要是叫现在的人去弄,鼓捣不出个猫腔狗调才怪。优美的艺术到底是出自自由的空间?还是有赖心地的单纯?我的观点倾向后者。自由固然不是坏东西,但是亚当和夏娃恰恰就是利用自由犯了罪。自由本身未必能成就好事。心里少恶无恶才会对艺术有益。问题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人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人不可能无恶,而且堕落要以加速度的速度进行,直冲地狱之门。今天,文化出现的一切问题,根子都在人身上。人出了问题才导致文化出了问题。道德越过底线、精英文化萎缩、文学日益边缘,不管什么病症,都是因为人得了人无法医治的病。在此情况下,人自身的努力只会是治标不治本,怎么费劲你也解决不了问题。举个例子,早在九十年代,巴金、许杰五四那一代人就敏感地意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人性堕落、道德滑坡为代价。由他们呼吁起首,文化界搞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如今这场讨论过去十五六年了,国人的道德提升了吗?世风日下的滑坡挡住了吗?我不是要否定文化精英的作为,只是想说明:文化是人的一部分,文化出了问题就是人出了问题,人无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像溺水之人,叫他自救根本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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