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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界第三期:我说鲁迅
发布时间:2011-12-25作者:杨金平 关注度:[]来源:本站

我“说”鲁迅

 

文化到了今天,有些现象就十分奇怪,即如鲁迅,半个世纪以前他甚至被尊为“民族魂”,到九十年代就有些人存心想把他从现代文学史的排位上拉下来,中小学语文课本,“去鲁迅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不为今人喜欢,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跟政治的关系过近,为今天的学者心里所弃绝,二是他总是横眉冷对,不近人情的面目就如某张照片上的情形,令大众不想接近。鲁迅和政治的关系本文不想涉及,因为它太复杂了,并且是意味深重的悲剧,陷进这个悲剧中的不光有鲁迅,五四那一代名流多少都跟它沾边,只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在此我想提到一件事:鲁迅和许广平结合,俩人就到了上海,不睦和矛盾也时常出现在他们中间。鲁迅生气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灭。沉默令许广平无法承受。许广平的意思是,打也可,骂也行,惟独沉默不足取。鲁迅不光用沉默表达生气中的自己,离家出走的事情也曾经发生在他的身上。有一次生气,老先生就不见了,正在洗衣裳的许广平停下手中的活计开始寻找,卧室、厨房甚至厕所遍寻无人,带着周海婴到外面找也没有结果,回来去晾台晾晒刚洗出来的衣裳,不料老先生正在晾台上席地而眠。窝了一肚子的气正要被许广平爆发出来,两三岁的周海婴看见爹爹睡在地上,觉得好玩,屁颠屁颠地跑过去,贴着鲁迅一躺。爷儿俩躺在地上的图景让正要发火的许广平捧腹大笑,一场矛盾就过去了。从什么上面看见这则家务小事我是忘记了,惟事情本身记得清楚。因为读的时候,我感觉到鲁迅从远处向我走来,我跟他的距离一点都不远,他跟我一样有血有肉,有毛病有短处,但是却活生生。

上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不才如我者蒙上天眷顾,在一个名叫鲁院中专部的学校教文学欣赏和创作,我珍惜这个机会,就把《呐喊》和《彷徨》里的小说,除了《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端午》这些不像小说的作品,都“说”了一遍。那时,为了把一个细节分析到位,鲁迅专门批判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杂文,被引证过一些,到今天还能记住名字的有《无声的中国》、《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作父亲》、《论“他妈的”》,除了杂文,周树人的某段生活经历甚至我自己的某些与之相似的经历也要被调动进来。这样欣赏文学作品,头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呆板和说教,而呆板和说教一被避免,生动和深度轻易地也就跟着来了。那一段教学给我的生命历程平添了一点亮色:因为学生喜欢听,校方也认可,我也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介文人的价值。然而今天要我再像十年前那样去讲鲁迅,我就心存不满了。心存不满的原因是:十年前我从人文的角度讲鲁迅,鲁迅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固然是出来了,但是对他身上存在的不足和缺憾,我虽有感觉却无力解释;用十字架的亮光探照鲁迅,是我在近些年一种不自觉的心理活动,我之所以说是不自觉,是因为我并不是有意而为之,是一种力量和智慧带动着我,让我不自觉地从鲁迅和他的作品上看到了因为人的有限性,更因为缺少上天的祝福而产生的缺憾和悲哀。奇妙的是,用这个来揭示我从前所感到的鲁迅的不足似乎更为恰当。人文精神可以揭开周树人所以成为鲁迅的奥秘,鲁迅的另一面用圣经来看也不十分难解。因此今天“说”鲁迅,是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人文与圣经。叫一个人在两层台阶上跳舞,难度是有的,然而为了叫一个活的、完整的鲁迅生动地站在我们面前,难也应该干。

周家在绍兴是一个大户。周树人的爷爷是清朝的考官,因为考场舞弊被革职入监,周家的家境来了一个大滑坡,沦为小康。为安全考虑,年龄尚小的鲁迅哥儿几个被安置在外婆家,以躲避不测之祸。

可能是年龄太小,家庭出现的重大变故所带来的压力,还没有被将来笔名叫做鲁迅、其地位之重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周树人感觉到。这个孩子那时光知道玩,但是玩的时候,他的身心完全融进了平桥村的自然风光、淳朴性情中。那是一段在人的一辈子中时间不可能久长的幸福时光。多少年以后,鲁迅用一种近乎挽歌的笔调,把自己在这段短暂的时光里积累的素材用小说这种文体展现了出来,这就是《社戏》。《社戏》是鲁迅小说里唯一的一篇格调平和、情趣隽永、境界美好的作品,鲁迅娴熟地运用中国小说的白描手法,自然天成地把他心里珍存的物、事、人讴歌了一番。这个小说在艺术上非常成功,现代文学史从风格流派上把鲁迅的作品归为乡土小说,《社戏》无疑起了作用。我们也可以说,《社戏》写的是乡土美。鲁迅在《社戏》里叫乡土美产生了何等力量?这种美的质地达到了什么品级?下面,我就要用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钻进《社戏》骨子里探索一下。

我儿时的生活有跟鲁迅相近的经历:常去姥姥家。我们村距姥娘他们村五里地。记忆最深的是:我跟着母亲刚出我们村的东南口,姥娘他们村西北角就出现了两个小黑点,小黑点疾快地向我们这里移动,不久小黑点们发出的喊声就被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了。

“傻小子!是傻小子!”因为日子重压、生活所迫而很少兴奋的母亲表情和语气都兴奋起来。我呢,一听是傻小子,连喊带叫,又蹦又跳,那兴奋比皇帝最幸福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兴奋还大。“傻小子”是我舅舅的大小子,比我大一岁,他的智商一点都没有问题,之所以得到这么一个绰号,是因为他的长辈亲人太爱他了,于是就有了这个昵称。既然有了这个昵称,平辈如我者,每逢看见他也就把这个昵称狂喊滥叫:“傻小子,卖年糕,抠抠屁股摸摸脚。”这次迎上去自然也得把这歌谣呼喊几遍。傻小子的心情却没有一点遭到侮辱的感觉,他一激动,鼻子下面就亮起一个透亮的灯盏,手爪直捣我的胳肘窝。另一个黑点是我叔伯舅舅的儿子,他也很兴奋,只是他没有绰号,也没有像傻小子那样鲜明的特点,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如傻小子那样深罢了。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个时期,他的幸福不是源于他自己有了什么好事,而是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或者说,他把另一个人的存在当成自己的好事。我们谓之单纯。《社戏》里所描写的平桥村的少年儿童们都这么单纯。一家来了客,全村的儿童们在心里都把客人当成自家的亲戚,他们为在一起玩耍而欢欣。

我的傻小子表哥还有一件壮举。壮举出现在一个吃中午饭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造访,我妗子的心里大概出现了某些想法,这些想法外现出来,就是招待我们的午餐非常素性。“怎么没有肉?”舅舅对此有了察觉,眉头有些发皱。“没价了,没价了。”妗子一边回答,白净的脸上就时红时白地发生着变化。怕他们两口子为此生气,我母亲就说一些吃肉对我不利的事体,总而言之就是为了息事宁人。然而里间屋的破门帘一挑,傻小子提着他家的肉坛子出来了,不容任何人做出反应,脏兮兮的小手从中捞出一方子腌肉,热情辉煌地招呼我:“着家伙吧!”出于对我的情感,傻小子表哥就把他的亲娘给出卖了,诸位说说:这种给与是甘心乐意还是被迫而行?如果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肯定就会给施与者带来莫大的幸福。

从我这段真实的经历,我们进入《社戏》中“阿发偷豆”的情节,把握这个情节的底蕴和脉搏就非常容易了。

因为意境明丽清纯,《社戏》那散文化的笔调淡化了小说的情节,但“阿发偷豆”却不失为《社戏》里情节的高潮。

“阿发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水生说,“我们偷谁家的呢?”

“我且看看吧,”阿发往来地摸了一回,说,“偷我们家的吧,我们家的豆大。”

旅游观光,不应该用一个速度,遇到美景,驻足饱览方为正道,欣赏文学,具体到《社戏》,到了阿发说“偷我们家的吧”,最好是停止阅读,掩卷深思,到了这时,如果还不放慢阅读速度,美就从你眼前滑过去了,欣赏就无法到位。到了此时,我的阅读经验就是尽量调动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经历一旦参与进来,你跟你所阅读的作品血肉一体就成为可能。

为阿发偷豆做注解的还有我的一个外号叫小北瓜的同学。因为在冬天的田野里实在是拾不到棉花了,而拾不到棉花回去就无法交差,班主任老师就会瞪起他那一双牛卵似的双眼,备不住还会向我们那单薄稚嫩的胸膛给上一闷拳。为了避免这些,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小北瓜就把我和另一个外号叫小蔫嘟的同学,带到了他家的房顶上,那里有他家的花秸垛,花秸垛上有丝丝缕缕的像眼睫毛一样的棉花。那个时候西天是一片红霞,灿烂绚丽,还温暖冬天里的心。

话到这里,一个问题就应该被提出来了:何谓幸福?这个问题虽然已经老掉牙了,但是今天不得不重提。欲望被满足就会获得幸福。今人恐怕都是这样想并且也付诸行动。怪诞的是,今天被满足的欲望比三十年前不知多了多少倍,今天的幸福指数是不是就高于三十年以前呢?有一本书上说:“施比受更有福。”阿发、小北瓜,还有我的傻小子表哥,他们的幸福观跟这句箴言不是如出一辙吗?

我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珍藏在心里,鲁迅先生肯定也把他在平桥村居住避祸中所经历的美好珍藏在心里了。为了把人写好,他调动了很多手段,把平桥村一带的风物自然也写得出神入化:夜间的渔火,艄公的号子,船行的时候像铁的兽脊踊跃地退去的远山,发出香味的成熟的作物,连戏台底下卖豆浆的聋子,无不传达着他对一种底蕴的讴歌和赞美。我们无论接近山、海、草原,置身于大自然中,心都有一种被洗过的感觉,圣洁的情愫都会随之产生。原因就是接近这些被造物,我们和这些被造物的创造者距离也就拉近了。鲁迅虽然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叫他相信宇宙万物是神造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他走近这些造物,跟上帝相对喜悦的本分的人同在,他也视之为美好。因为此时他的心里也是和谐受用的。鲁迅口中不宣扬爱,文章也不标榜爱,给人的感觉他心里的爱似乎也少于恨,他一生的大多时光都是横眉冷对,但是他的精神有一隅被温情占据。除了《社戏》,《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这些散文也都在给我们提供证据,证明鲁迅的心地并不完全是严冬。

《药》是鲁迅先生非常重要的一篇小说:先驱者为了救大众出专制统治的水火被朝廷砍头,百姓因为愚昧却将先驱者的血当成治病的偏方,华夏两家的悲剧试图涵盖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为了达到艺术效果,鲁迅独具匠心,采用话剧的结构,明暗两线把两个悲剧交织在一起。整个小说的价值和力量在这里我不打算细说,下面我们看小说《药》里面的一个情节:为了医治儿子的肺痨,天还不亮,华老栓就来到杀人刑场,等在那里,为了购买一个人血馒头。除了华老栓,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三三两两地往这里聚集,人越聚越多。这么多的人在天还没有全亮的时辰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干什么呢?欣赏砍头!我们中华民族一勤劳和善良著称,可是我们中华民族里的许多成分到了二十世纪还心存遗憾。遗憾什么呢?处决犯人,枪崩代替了刀砍,许多人就大为不满,觉得枪子崩不如刀砍头过瘾。鲁迅再过一会儿就要写这些人的脖子了,观看杀头的时候,这些里三层、外三层的脖子们一律变成了鸭子的脖子,伸得很长,好像被无形的手捏着上提。鲁迅把这个场面写得如何传神,它的深意何在,我们不再赘言,我们的注意力是要放在下面这个细节上:有一个人从华老栓面前经过的时候,眼里就发出一种攫取的光。这种攫取的光立马就在华老栓身上引起了反应,他条件反射地就做了一个无意识的动作,连忙地摁了摁衣袋。要鉴赏这段情节,首先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攫取”的词义。攫取是“拿”的意思吗?不错,但绝非平常的、一般意义上的拿,因为它是一种“以强大的力量快速地硬去你的口袋里掏”——这么一种方式的拿。那么,这种掏的力量究竟快速强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一想起鲁迅用在这里的这个词,我就想起老鹰俯冲抓起兔子的那种情景。从“攫取”这个词,我们足能明白什么叫文笔犀利。文笔犀利是鲁迅的语言风格,如果使用的词汇力度不够,文笔想犀利也不可能。攫取这个词,形象、生动,力度也足够了。正因为这个词蕴含的内容这么强势,华老栓身上才出现了条件反射:“按了按衣袋,硬硬的还在”,才把心放进肚里。请注意:华老栓这个动作纯粹是个无意识动作。什么叫无意识动作?就是我们的动作未必惊动我们的表层意识,但是受深层意识的支配。华老栓按一按衣袋的动作是出于对眼里发出攫取之光的人的深度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本能的,他的理性来不及对这种恐惧加以反应,被本能支配的动作就上来了:按一按衣袋!那个时候的货币是银元,质感很强,一觉出硬硬的,本能意识又告诉这个感觉比较迟钝的人:还好,没丢。

鲁迅充分调动现代心理学的手段,直透华老栓的深层意识,他如此独具匠心,他想在艺术上达到什么目的呢?

强者攫取——弱者深度的恐惧,两者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弱肉强食。鲁迅的力度不仅表现在遣词上,他的作品整个都有力度。鲁迅以他独到的发现、独特的揭示,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品质:力度和质感。力度和质感在上面这个情节里表现得最充分,因为鲁迅发现了弱肉强食的不正常、不健康的人与人的关系。

在鲁迅的心底,他认为人和人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弱肉强食,食肉动物吃掉食草动物,这是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运用,但是人已经把这种法则搬过来并且运用了。鲁迅的价值之一就是他不遗余力地批判和否定动物法则出现在人间给人性带来的恶果。

有一个遗憾是:鲁迅只能走到这里;再深,他的脚步就迈不动了。动物法则是怎样搬到人间来的?正常、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不健康了?这些问题我想鲁迅不是没有琢磨过,但是思维一到这里,立时就显示出他的力不能逮,于是只有在困惑里停住。思维在这里停住脚步的可不是鲁迅一个人,人的性善性恶的问题,诸子百家里面就讨论过,他们有的说人本性善,有的认为人本性恶,性善性恶也都没有拿出什么证据来,在形式逻辑上都说不圆。这并不是说诸子百家里的人本事小,更不是说鲁迅本事小。这不是个本事大小的问题,实在是因为人的有限性,人不能认识自己,人无法认识自己。困扰鲁迅、诸子甚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些人的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在《圣经》里找到答案。而前面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就是出自圣经。

《圣经》虽然是一本书,但是它却是四十几位作者,用了一千六百年的时间合写而成。既然是一千六百年,那就是说作者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朝代,打个比方说:一个作者活在今天,另一个作者可能就生在唐朝,还有两个在明朝,清朝也有,不过一个在康熙时期,一个在道光时代,还有一个跟多尔衮同年同月出生。叫这些不同时代的四十几位作者为了一个主题同写一本书?他们怎么开会如何研究?他们怎么切磋商量?不能开会研究,不能切磋商量,他们怎么能够步调一致地合作?天哪!

呼喊上天是不错的,因为就是来自上天的一种力量和智慧,指挥、协调着四十几位不同时代的作者,完成了长达六十六卷的新旧约全书的写作。除了宇宙是怎么出现的,人从哪里来、人来干什么、将来到哪里去,这些关乎人类的终极问题,都藏在这本圣书里,并且有答案。

《圣经》也告诉我们,犯罪之前,人和人之间没有裂隙,那个时候人和人是一个整体,这有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所发出的欢呼为证:“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是人一旦犯罪,上帝问亚当:“我明明给你说了,那颗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一吃就死,你怎么还吃呢?”这个时候,亚当吭吭哧哧地说:“开始我也没想吃,是你给我造的这个女人,是她,”亚当指着夏娃说,“她鼓动我,说吃了好,吃了就能心明眼亮,于是我就吃了。”亚当虽然说的也是实情,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到夏娃身上,这就证明两人之间有了裂痕,不再像从前一样在感情上是严丝合缝的一体。裂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和睦,人因为罪才产生不睦。亚当和夏娃仅仅是不睦,随着罪的加深,人类到了第二代就出现杀人这样的恶性事件,因为嫉妒,亚当的大小子杀了亚当的二小子,也就是该隐杀了亚伯,到洪水审判世界以前,人心里所装的就没有一点好玩意了,全部都是恶,地上盛行的全部都是罪,以至于造人的上帝对他的创造都有些后悔了,所以才有天上降雨,地下冒水,地球上的人一共剩了八口,汉字“船”,其偏旁和构成描述的就是洪水灭世之时的一部分情况。人性是怎样变坏的,人类所写的哪一本书都没有像《圣经》一样,根是根、把是把地告诉了我们:因为不听神的话,受了魔鬼的挑逗和引诱,再加上自己的私欲,人就犯了罪。人际关系的恶化只是人类罪性的一种表现,装在潘多拉的盒子里的一切不幸和所有的问题,包括鲁迅所发现的方式各异的“吃人”,都是因为人离开造他的上帝而出现的罪所产生的。

鲁迅的世界观跟上帝没有关系,他接受的教育内容里面又没有圣经,对人际关系的恶劣他就只能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下面我们看看托尔斯泰对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怎么看。在《复活》里面,生命已经复活的聂赫留朵夫抛弃了家产地业,跟随玛斯洛娃他们那一批犯人前往西伯利亚。因为天气炎热,出城不久,有一个犯人就中暑而死。死者身体高大,相貌英俊,眉宇之间还有不俗之气。这个生命刚刚离开的尸体令聂赫留朵夫扼腕叹息:要是警察和各个方面的监管人员但凡负点责任,这个人以后也许为社会可能还干点什么。可是警察和各个方面的监管人员都认为这个人的死跟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推脱得一干二净。“没有爱。”这是聂赫留朵夫,也是托尔斯泰本人为这种残酷的现象找到的原因。

没有爱?《复活》里的警察们所没有的爱是什么爱呢?

在希腊文里,表示“爱”的字一共有四个,男女情爱、朋友友爱各自都有自己的爱,不像汉语只有一个“爱”字,其中有一个“阿嘎培”,表示的爱是创造人类的天父对他所创造的人类的爱。耶稣把这种爱阐释为“爱你的仇敌”、“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下面我们说一个“饶恕七十个七次”的小故事:有一个人来向耶稣诉苦。“夫子啊,我的弟兄三番五次地得罪我,他已经冒犯我七次了,我都饶恕了他,要是往后他还得罪我,我该怎么办呢?”耶稣干脆利落地回答道:“饶恕他七十个七次。”“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表示的是“完全”,饶恕“七十个七次”,就饶恕的数量来说已经委实可观了,但它的意思并不仅指四百九十这个数,而是饶恕到底。这种爱就是无条件的爱,这种爱也就是“爱人如己”。您肯定会说:“我傻呀?他打了我左脸,我还请他打右脸?你在这里给我们宣讲这个,你能做到吗?”不错,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之所以承认它是道理,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世界之上的人绝大多数都遵行;假如别人照我脸上给一巴掌,即便我不还手,心里也会动怒,怎么会把另一边脸再送过去?脸面脸面,脸代表着尊严,脸部被打引起的愤怒比身体其他部位被打引起的愤怒都大。但是您看过《耶稣受难记》这个大片吗?在那个电影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边承受人们施加给他的肉体折磨和精神侮辱,一边为折磨他的人侮辱他的人向天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两千年以前,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和城外的各各他山上,成千上万的人不仅要用十字架上的钉子把耶稣钉死,这个正值英年的33岁的生命还要承受带钩的鞭子把自己身上的肉抽得飞起来,各式各样的巴掌扇他的脸敲他的脸,从许多嘴里飞出的唾沫还要落在他的脸上……对肉体折磨、对人格侮辱,最容易引起的就是被折磨者被侮辱者的愤恨和怒火。但是您发现愤恨和怒火从耶稣身上出来了吗?没有。人类的救主之所以能以爱胜恨,是因为他的心里没有恨,只有爱。这种爱就是耶稣所宣讲的、超越世上人间的爱。耶稣不仅讲,他更是行出来了。

耶稣用他的这种无条件的爱更新人的生命,改变人因为犯罪而恶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被法国的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记录了下来。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明白,我们还得先把《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说道一番。冉阿让原本挺本分,为了姐姐的七个孩子偷了一个面包圈被判了刑。法院宣判的时候,这个老实巴交的可怜人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把他的手像比七个音阶一样从高向低地比划者,意思是那七个可怜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小。法律不管这些,因为一个面包圈就判了他好几年。冉阿让心里不服,越了几次狱,都被抓回来,刑期就累计长达十九年。冉阿让的肚子已经被怨气充满,他出狱之后,监狱外边对他的冷漠和不公比大墙里边有过之无不及,他有钱,饭馆不让他吃饭;他出钱,旅店也不让他住宿。天黑了,他在村外发现一个草棚,想在里面过一夜,刚要进去,一条大狗把脑袋伸出来,对他狂吠乱咬一通。人欺负他还不算,连狗都拿他不当人。冉阿让真生气,又回到监狱,对看门的说:“我在外面没有住处,还想进来。”给监狱看大门的说:“那不行,要想进来你还得再犯一回罪。”我在介绍这段情节的时候,就感到自己油腔滑调,光注重自己的讲述效果了,忽视了冉阿让的内心,对冉阿让来说,这同样是不公、残酷、缺乏怜悯。文化健康不健康,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对人关怀不关怀,在春节晚会上捉弄智商不高、智力低下的人,博得国人一笑,这样的节目收视率再高,就更说明这种文化不健康。把这种不健康的节目当成国宝送出去,在美国碰壁,更说明了我们的文化有问题,跟普世关怀背道而驰。有点跑题了,回到冉阿让身上。在我们那一圈叙述里,因为遭到捉弄,冉阿让的心中之气憋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想到了吗?这种愤懑到极顶的怒气一旦爆发,它的破坏性有多大您想过吗?稳定稳定,愤懑到极顶的怒气在人的胸腔里没有,社会自然就稳定了,关键是怎样才能把各种不公带来的怒气平息掉,问题是在这里。

在被整个社会遗弃的情况下,耶稣的仆人,米里哀主教伸出双手接纳了冉阿让。米里哀主教给他吃,给他喝,还叫女仆在给冉阿让要睡觉的床上铺了新床单。对此冉阿让吃惊而不解,他问主教:“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主教的回答是:“不要问了兄弟,好好休息吧。”好像没有回答,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主教把非亲非故的冉阿让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在我们的观念里,必须是或亲或故,才能成为兄弟,米里哀主教根本就没有见过冉阿让,怎么冉阿让一进门就被他当成兄弟了呢?米里哀主教的这种感情缘何而来?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在天父的眼里,一个一个的人,不管性别年龄,不管相貌如何,地位怎样,不同国籍不同的种族,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耶稣来到地上,一方面告诉人们上帝是怎样地爱他们,一方面又教导人们,作为上帝的孩子,人与人之间就应该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米里哀主教视冉阿让为兄弟的道理就在于此。

自己居然被他人当成兄弟?冉阿让吃惊而不明白,虽然吃了喝了又躺在铺了新床单的床上住下了,但是他还是不明白。在他出事以后的十九年里,向来没有人把他当兄弟,他遭遇的都是动物世界里的生存法则,冉阿让又就把自己的以前回想起来。回想带给他的只有仇恨和愤怒,仇恨和愤怒就逼着他向这个世界报复,于是,他就把主教家的值点钱的银餐具卷巴起来,跳窗逃走。

第二天早晨,主教正在花园里锄草,他的妹子一慌二张地跑了过来,“哥哥,不好啦,咱家的银餐具不见了!”“哎呀,傻妹子,不见就不见了吧,你慌什么呀?”主教哥哥温和地责备道,“那东西就是叫人用的,咱们不用别人用,横竖是个用。”瞧瞧这个境界,给耶稣当仆人就是美妙,不管别人对自己是以怨报德,还是以恶报善,他都不生气。不生气是因为他学效耶稣,肚子里没有气了。主教的妹子虽然也是基督徒,但是她的生命还不如她哥哥这么老练,一遭窃心里还是要起风浪。女仆就更不行了,她把窗户一开,对着外面花园里的主教说:“老爷,昨晚我一见他就知道这不是个好东西,就把两个银烛台藏了起来,要不他也得给卷跑,这个恶贼!”

从这一家三个人身上,大体能看到耶稣赐给基督徒的新生命成长到的不同地步:女仆最差劲,她口中喷出来的恶言,说明她在生命上跟一个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妹子比女仆强,但是她的心还没有摆脱钱财丢失带给她的影响;惟有米里哀主教,他都能把属于自己的大房子变成给公众治病的医院,祖传的银餐具虽为他珍视,被窃丢失也不能左右他的心情,这就说明米里哀主教的生命已经达到了经历风浪而不失去平安的地步。因为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在米里哀主教身上成长到了这一步,他才有资格、有能力,把正在向地狱堕落的冉阿让救拔出来。

两个警察押着冉阿让进来了。“主教大人,今天一早我们发现了这个形迹可疑的人,从他的包袱里搜出了您家的银……”米里哀主教打断警察的陈述,对冉阿让说:“兄弟,你怎么这么粗心呢?我送给你的两个银烛台你怎么忘了拿呢?”又转过头来对警察说,“谢谢二位操心,不过这银餐具是我送给他的。”警察们没有了话说,但是还有些迟疑,米里哀又说:“二位先生是不是喝杯香槟酒?”“我们就不拒绝了,主教大人。”点头哈腰的警察就不再对冉阿让怀疑。雨果用他那天马行空的诗人的语言对米里哀主教的心发出赞美:世界上最浩瀚的是大海,比大海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浩瀚的是人的心。因为耶稣赐给一颗新心,米里哀主教以德报怨,以善胜恶,挽救了一个正在堕落的灵魂,身体力行地把人与人的关系从弱肉强食变成了兄弟相亲。

诸位也许会说:这是小说,小说可以虚构,作家的本事就是编,地上没有的他也能给编出个五颜六色。下面我就不说虚构的小说,说真人真事,说真人真事我也只是提供线索,你们自己可以去读这些人的生平传记。第一个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德蕾莎修女,诸位可以看看她对印度的贫民都干了什么,又是怎么干的;你们再看看英国的传教士戴德生,他说过这么两句话:“假如我有英金千镑,决不留下一镑不给中国;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个英国人是不是在喊口号、唱高调、向中国人买好?请诸君自己去辨别。在这里我稍微要讲一下中国本土出现第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的光景。1807年,美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在中国传教七年,马礼逊没有半点收获。为什么没有收获呢?因为中国人不仅对洋人反感,洋人所传的教更叫他们反感。因为反感,我们国人就想出了办法:大伙出门,手里都要拿上锣,不管是谁,只要在街上一看见洋人就把锣敲响,众人听见锣响就知道传教的洋人又来了,立刻跑回家里,把门插住,千方百计地不能叫福音进自己的家门。传教士没有办法,手里就拿一根棍子。拿棍子干什么?打中国人哪?不是。传教士走到谁家门口,要是这家的门正在关但是还没有关严,传教士就把棍子放在两扇门之间,这样门子不是就关不住了吗?传教士走进院子,看见这家人正在推磨推碾,就上去帮这家人推磨推碾。就是这样,人们还是不待见洋鬼子和洋教。1814年,广东肇庆街头上躺了一个将死的人,这个将死的中国人被传教士背回寓所,喂药喂饭,救回一条命。双条眼泪从这个中国人的眼眶里爬了出来,流了很远,把枕头都给弄湿了,他的心终于在耶稣的爱里苏醒过来……

因为不想和上帝发生关系,我们上面所说的真人真事有些就跟鲁迅在同一个时代,因为在戴德生他们的努力之下,福音已经踏上中华大地,上帝的救恩从沿海进入内地,教会在各地如雨后春笋建立,生命发生的更新和变化也在中国人身上程度不同地出现,但是它们不能进入鲁迅的视野,鲁迅的心门把它们关在了外面。不错,“吃人”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到发现,在这个主题上鲁迅建立了自己的文学功绩,但是除了“吃人”,鲁迅似乎什么也就看不见了。一个人捂着伤口喊:“我疼啊,我疼啊,这疼太难受了,我忍受不了啦!”他就光这么喊,至于这伤口是怎么造成的,用什么来医治,这个人是既不想更不干,他就只会天天喊疼。在《聪明人、傻子和奴才》这篇文章里,奴才身上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想改变现实的奴性就受到了鲁迅的批判,不幸的是,笼罩奴才的怪圈一旦放大,鲁迅也被罩在里边出不来了。

叫周家从小康陷入困顿的,是鲁迅父亲的病。周树人的年龄比在平桥村玩耍的时候大了两岁,人事渐知,对世事况味已有体察。对周家的打击,父亲的病比爷爷深陷大牢更为沉重,而这沉重的负担压在了谁的身上呢?鲁迅。只能压在鲁迅身上。因为他是长子。

对不到十岁的周树人而言,命运是太残酷了。它如此强大,它的对手却那么幼小和稚嫩。但是导演这出人生之戏的上天,却把这不公平和残酷变成了对承受者的祝福:倾倒颓败的周家早早地就在少小的周树人身上铸就承担意识,而这种承担的意识随后又超越家庭的局限,上升为对民族文化的承当。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华夏的脊梁还是民族魂,放在鲁迅身上比放在别人身上都更有说服力,而这种承担意识对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让腐败的历史之河断流,鲁迅立志要“肩住历史的闸门”,这种整体上的承担,在现代文学其他作家身上是难以发现的。同样经历过周家变故的周作人,因为是次子,重压跟他的肩膀缺少了关联,对家庭的承担意识就相当淡薄,虽然才情甚高,他的文学境界也就停留在玩味自我之中。我不是说周作人的文章不好,他的《苦茶》我也欣赏。我想说的是,上帝在人生的大戏里给每个人分配的角色不同,角色不同担当也就不一样,担当不一样收获也就不一样。人的本性决定了人都不喜欢命运乖桀,但是上天却在这乖桀的命运之上对不幸的人给与祝福。这个现象为孟子以“天降大任于斯人”所道出,应验却是在鲁迅身上。假如鲁迅和耶稣的关系不是彻底隔绝,他对自己的命运应该生出“流泪撒种,欢喜收割”的沉思和默念,有了这种体验,感谢赞美的心情断不会一点都没有。当《狂人日记》引起文坛颤栗、阿Q是谁被人们纷纷猜测甚至引起不安的时候,鲁迅心里并非不受用,然而对上天的感恩却不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他要有点感激之情,对人生的体味就不会只苦不甜,“吃人”的情结就不会牢牢地把他辖制,让他半点都不能从中出来。

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每天整日地来往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他清楚地记得,那些时日,他的身高跟药铺的柜台一般高,当铺的柜台却比他的个头高出一倍。周家已经无钱给病人买药,这个孩子就只能踮起脚尖,高举被当之物,送给那正用鄙夷和侮蔑俯视自己的人。什么叫承受?这就叫承受。为什么人都不愿意承受?因为承受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世态炎凉、人心险恶,一下子就打进了这个孩子的心里。攫取的眼光在华老栓身上引起的恐惧,早年已经被那个叫周树人的孩子在当铺的柜台下面体验过了,正是因为早年周树人在当铺里经历了刺心之疼,鲁迅才通过华老栓的本能心态和本能动作把一个真实的人间表现得掷地有声。父亲一病,给孩子遮风挡雨的保护就不存在了,人间的第一场风雨叫孩子认识社会,感受人生,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缺乏对人心的关照和抚慰,这第一场风雨已经叫孩子的心受到了摧残。下面我们要讲另一个摧残。这个摧残来自于——

《呐喊》里面有一篇小说叫《明天》,《明天》里面有一个给人看病的何小仙,何小仙的指甲长达三寸半。这么长的指甲叫谁看了都会往妖怪那里想。何小仙是男是女、相貌如何,鲁迅都不写,就写那充满妖气的指甲,反感和恶心毫无争议地流出鲁迅的笔端。鲁迅以如此强烈的情绪去写一个中医,何故?

周家钱花光了,东西当尽了,绍兴城的名医请遍了,他们的指甲有的长有的短,出诊费却是一个比一个昂贵。你要问病人得的是什么病,人家都像何小仙一样用行话术语回答:中火塞着。所以用行话术语,目的只有一个:决不能叫问者听懂!

鲁迅的父亲就日重一日地亡故了。断气的时候周树人就在他爹旁边,断气的场面令鲁迅在多少年以后都不忍心回顾:喂进去的药再也不能到达应去之处,半路里返上来,从嘴角淌出;痰卡气管,病人进入弥留状态;游魂走而又回,在亲人的哭叫中迟迟不肯离开亡者的身体。因为不忍看着父亲受这份大罪,站在旁边的周树人就想:还不如痛快一点呢。想法刚一露头,立时就觉得自己犯了大罪——做一个人,有的时候就得把心放在煎盘上,被油煎得吱吱作响。你以为你的心煎了一面就行了吗?不沾,煎了这面还得煎那面,都得煎得吱吱作响。站在咽气的父亲旁边,承受着心两面被煎的痛苦,鲁迅对中医的情绪越发地极端。

鲁迅恨恶的中医范围不局限于绍兴城,引起鲁迅恶心和反感的也不仅何小仙。鲁迅认为中医这种模糊医学充其量也就是给骗子行骗提供便利的条件。中华医学作为人类文化一个很有特色的部分,被一个叫周树人的中国青年蔑视到这种地步,除了他父亲的病和死,是不是还有更为个中的原因呢?

新文学史料有文记载,十三岁的鲁迅有一次闹牙疼,他母亲带他去看医生。老中医就像《狂人日记》里给疯子把脉的先生,眼珠从眼镜的横边之外把鲁迅盯了半天,严厉地说道:“年轻人,你要自重自尊,下作之事不可干!”此时周树人已经相当惶恐了,老先生还不依不饶,把“下作之事”阐释得更加明确,“再手淫下去,牙疼就……”大家想一想吧,鲁迅是刚刚进入青春期,手淫与他有无关涉是一回事,他那敏感的心地能不能承受这种威严而有力的打击?我想,在以后的生命意识里,可能有一个强劲的声音经常跳出来质问:你是通过望?还是通过问?是通过闻?还是通过切?你凭什么把这样的侮辱强加给我?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那个时候真是无地自容啊,假如可以,他真想找个老鼠窟窿钻进去。你中医再灿烂再辉煌,也不该把一个人的尊严撕得如此粉碎吧?

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就在这里被运用了:你中医不是当众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吗?我也要把你的荒唐透顶公之于世:人血馒头治肺痨啊,作药引子的蟋蟀不仅公母双全,还必须是元配的,还有何小仙的指甲,鲁迅都用那表面刁钻、内里愤懑的笔调给抖搂出来了。你撕碎我的尊严,我撕破你的文明。这种紧张对立而至极端充斥鲁迅不长的一生。鲁迅那医学救国的梦想里断无中医的份儿;周树人学习西医是在用行动否定中医。鲁迅跟中医势不两立!——我担心这样的分析有可能降低了鲁迅的精神境界,我甚至愿意把我如此揣测视为下作,但是在潜意识里,这样的因素显然是主导了鲁迅。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黑暗的势力叫撒旦,撒旦能借助攻击人的身体而攻进人的心里;一旦它钻进人的心里,它就在里面开始作法,牢牢地把人心控制,叫人从里面产生偏邪乖僻,纵然你想改变都无能为力。譬如说鲁迅,从理性上讲,他也不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偏颇和极端,但是要叫他改正就难乎其难。人不仅改变不了别人,人也无法改变自己,因为辖制人的撒旦作为邪灵比人的能力大多了,人都斗不过它。耶稣胜过了它,耶稣的门徒依靠耶稣也可以战胜他。鲁迅的悲哀就在于他不相信耶稣。既然不相信耶稣,不仅苦难背后的祝福他无从感受,感恩之心不可产生,对命运不济、人生味苦的抱怨正好配合撒旦高枕无忧地控制着他,他想从偏颇、极端、狭隘的怪圈里走出来?没门。

喝够了苦杯,看透了人生,否定着本土文化,十七八岁的周树人决定,并且也只能走异路了。

何谓异路呢?

异路就是别人不走的路。别人不走这条路是因为别人看不起、敌视,把此路视为异端加以仇视。

这条被国人横加排斥的路就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自然科学。

闭关锁国可不光是把看得见的大门关锁起来,那看不见的心灵之门一扇一扇的都关锁起来才更叫可怕。而这所有关闭的心门对欲要冲出去的灵魂施加的压力是何等的大呀。所以,在鲁迅去南京路矿学堂头出门的那个晚上,已经败落了的周家,其人心之凄惶我们是不难想象的。

对鲁迅来说,此时他最不能释怀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因为作为长子的他一走,支撑那看得见的压力的是母亲,那看不见的压力,这压力主要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侮辱、蔑视,它们外化出来就是令人胆寒的白眼和随时泼到你身上的脏水。这种压力肉眼虽然不易看见,但它经常出现,而它一旦出现,这种压力的质感远远的要大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压力。这些压力都就要落在母亲鲁瑞的身上了。而母亲虽然亲子爱子,但是他对自己的孩子走异路的认识并不比邻居四舍高明多少,她也认为鲁迅走的是弃明投暗、把灵魂卖给鬼子的路,所以这个承受的压力就不是来自一个方面,也不是来自两个方面,心疼本来就是疼在里边,可是在这里边的更里边还有疼,这种更深层的疼没有被鲁迅忽视,他用他那敏感的心把这种疼全部把握、统统领受了。

那个晚上周家的油灯亮到了什么时候,母亲一边为儿子准备衣裳鞋袜、打点盘缠路费,一边抽泣饮泣,哭到极恸之时,她那皱纹纵横的嘴唇会做快速的颤动,眼泪也有可能改道,它们变成鼻涕和痰,分别从鼻孔和口腔出来……

这个场面刻在了鲁迅的心版上,滋生了一系列母亲的形象。有两位母亲在性格上出现了“复调”:从《狂人日记》里的母亲身上,我们能看到愚昧产生的残忍和舔犊母爱争战厮杀的效果,这效果叫疯子的心随着叙述而颤栗;而《药》里的母亲,儿子一死,她的头发就顿时全白了,一个人痛苦到什么程度才能叫她的头发在极短的时间里全然变白呢?可是这个母亲去给儿子上坟,专挑没人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她也认为儿子的死不光彩。一个为结束封建历史、推翻清王朝而舍生取义的民主斗士,居然在自己的母亲的眼里都跟“丢人”相关,这是一种什么况味?!在这两个母亲身上鲁迅大惜笔墨,寥寥数语就把她们勾勒出来,然而因为有这互为矛盾的复调,我们谁都不能否定她们身上的力量,这个力量就跟鲁迅头出家门那一夜的场面有关:鲁迅走异路的前夜,鲁瑞的哭里面就有为儿子所感到的丢脸!鲁迅分明感到了这一点。

另外两个母亲出现在《明天》和《祝福》里。跟上面两个母亲不同的是,单四嫂子和祥林嫂这回在鲁迅的笔下都成了主人公。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由病到死,寡妇母亲单四嫂子的心就由上提、悬空、紧张、焦虑,再到天塌地陷整个人生灰暗一片。宝儿入殓的时候,单四嫂子把她的脑袋钻进棺材里面,以至于棺材的盖子无法钉住,管事的老婆子就对她大加训斥,几个男人的大手就像抓鸡一样,硬是把单四嫂子从里面撕了出来。读这一段,我们很能从中读出一种残酷,文化的残酷来。管事的老婆子和把单四嫂子从棺材里硬撕出来的男人们表面上没有错,他们是为了要把“事”办下去,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寡妇的心在这个时候实在需要安慰。中国文化的灿烂和丰富没有说的,但是在对人心的抚慰和关照这个方面,我们说它是空白大概没有错。鲁迅以他的敏感发现了这种残酷,短篇小说《明天》揭示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因为缺乏对人心的关照而“僵硬”起来,从而对已经受伤的心灵再度进行摧残。这是鲁迅高于其他文人的独特之处,鲁迅在这样的“发现”上建立了他的文学功绩,此功不可磨灭。然而他的局限从下面的对比中立马又会凸显出来。跟单四嫂子处境大体相同的情节也出现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长篇小说里:佐西玛长老临死接待过一个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的母亲,她一共有四个孩子,前边那三个孩子死了,身为生身之母,虽然痛苦,但是她还能挺住。第四个孩子又死了,她就支撑不住了,再无心度日,离开丈夫,走出家庭。佐西玛长老这样安慰她:“女儿呀,我不劝你不要哭。因为这是你们做母亲的命,因为你的心注定要被刀扎透。‘在拉玛有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在哭她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这样伤心难受的时候,你的那个小宝贝,他就在天上专心地看你,并且把你指给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天父……”这席话就像膏油抹伤,母亲就得到了安慰。这个母亲能得到安慰,心里的创伤能被抚平,就是因为俄罗斯的文化里面不缺涂抹心头创伤的油膏。

再看祥林嫂。阿毛被狼吃了,寡妇母亲祥林嫂的精神就出了问题。记忆力减退、手脚迟钝还不是祥林嫂身上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把她的爱子阿毛出事之前坐在门槛上剥豆的情景、出事以后孩子的一只小鞋挂在树枝上、狼把五脏六腑都吃空了可是手里还攥了半把豆——这些细节记得一清二楚。祥林嫂没有上过学念过书,更没有训练过背诵,可是她把儿子出事的情形完全背下来了,不管对谁讲,在什么地方讲,她的讲述不仅在内容上没有出入,连字词都没有变化。痛失爱子的伤痛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叫一个不识字的母亲记忆的能力达到这种水平呢?那些要命的细节记得越清楚,心理受到的创伤越大,心理创伤越大,肚子里的苦水越多,肚子里的苦水越多,就越有倾诉——把苦水向外倒一倒——的欲望。不这样不行啊,苦水满得肚子盛不下了,就得向外倒。所以祥林嫂逮住谁、碰见谁,都要把儿子惨死的情形讲一遍。然而好奇心一旦得到满足,鲁镇上的人,从大人到孩子对祥林嫂所讲述的内容就产生了厌倦、鄙夷、不齿,对待这个连丧二父接着又失去儿子的寡妇,他们一个比一个刻薄,一个比一个阴损。“无爱”是鲁迅创作《祝福》的目的和指向。遗憾的是鲁迅只能借鲁镇道出国中无爱,他只能走到这一步,如果是托尔斯泰他就会继续往下走,倘若继续往下走,中国文化就有可能走进一个更大的境界,然而鲁迅不是托尔斯泰,在鲁迅笔下,除了肉体和精神被双重吃掉,祥林嫂的结局就不可能是别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大卫考坡菲尔》里有一个古米治太太,这个人也是一个老寡妇,丈夫出海触礁,船毁人亡,丈夫的死把古米治太太的心戳了个窟窿,窟窿一遇机会就向外流血。“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一切都和我作对,连我自己也跟我作对。”因为心里苦得很,这几句话一天不知道要被老寡妇重复多少遍,那情形跟祥林嫂对人讲阿毛被狼吃差不多,但是雅茅思船屋里的人跟鲁镇的人不一样,那些人因为是耶稣的信徒,心里没有长绿毛,阴毒在他们身上没有,他们善待这个心得了病的老寡妇,对古米治太太体贴宽容,结果使这个废物了一样的老寡妇重新生出了做人的勇气,等风浪和患难来到雅茅思船屋,这个老寡妇的行为让她自己都感到自己又有了用处和价值。小说里是这样描述的:一个黄昏,大卫来到船屋,船屋里只有古米治太太一个人。发现已经掌灯,大卫便问其故。“要是那可怜的孩子万一夜间回来,看见灯亮着,就知道这个家在等着她;颠沛流离中的辟果提先生,在寻找无望的困难中一旦想到自己的家里有灯亮着,想起这一点他的心里就会有了力量。我干不了别的,就做这些吧。”爱真是能给人带来希望和新生,遗憾的是鲁镇没有这种爱,因为没有这种爱,祥林嫂这个活物,就被他身边周围的人给活活的“粪”了。鲁镇的众人像蚂蚁一样把祥林嫂给“粪”了,是我数次阅读《祝福》产生的同一个感受,这个感受里的愤懑跟作者鲁迅的愤懑息息相通。我承认鲁迅的伟大,佩服鲁迅的眼光,只是把古米治太太和祥林嫂一作对比,我就觉得《祝福》的境界比《大卫考坡菲尔》低多了。

鲁迅的悲哀是:他的心虽然冲破了封闭之门,却没有找到真理的本体;他孜孜不倦,不懈地努力,生命和爱的源头他却没有造访。在认识耶稣以前,我仰望鲁迅的项背跟随他,待我成了一个基督徒,觉得发生在鲁迅身上的遗憾大多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因。

抛却信仰缺失带来的遗憾,单从人性来看,鲁迅身上有赤子的真诚。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人在心里把爱情看得何其高,鲁迅却顺从了母亲,放掉了个人主张婚姻的权利;朱安长相虽然不错,但是因为裹脚、不识字、跟新思想新文化不沾边而与鲁迅的喜好南辕北辙。但是,因为谨记离家出门那一晚的场面,鲁迅委屈自己,满足母亲的心愿。洞房之夜的第二天早晨,一个敏感的仆人在鲁迅的眼角上发现了泪流的干痕……鲁迅没有跟朱安尽夫妻之道,周家老太太居然长久被蒙在鼓里,鲁瑞抱怨大儿媳不给她生个孙子,朱安就为自己辩解:“大先生不跟我同床,怎么能有孩子!”委屈自己,苦了朱安,都是为了母亲。赤子之情付代价,满足了甲,就得损害乙,人无论追求什么,在什么上面努力,这种遗憾总是伴随不离。这也是人的有限性。

耶和华给以色列人颁布的诫命里,有一条是不许拜偶像。被上帝从人类之中挑拣出来的以色列民族却在很多时候违背这条律法,以色列的国家败亡跟他们守不住这条诫命大有关系。既然信神的人都容易犯这个错误,不信神的人犯起这样的错误就更加容易了。偶像不仅指庙里的泥胎、香龛上的牌位,把某个人、一件事、哪个物的地位和作用抬举到高出他(它)本来的地位和作用,去跟上帝真神一比高低,这被高举的人、事、物就成了偶像,既然是偶像,抬举它的人即便身体不向它跪拜,心里也会去顶礼膜拜,这样,这人、事、物就成了神。因为这样,无神的地方往往是多神,但是这众多的神却没有一个是真的。我的父母在归信耶稣之前敬奉许多神明,大年三十晚上给各路神家上供,需要在三十多个牌位上面摆三十多碗供菜。苦累叫我的母亲招架不住,她就一边上供一边牢骚满腹,嘴里的抱怨也不停顿。这个情形足能说明拜偶像敬假神心里没有平安,除了给你坏事,偶像和假神都不能给你成就什么。但是因为不认识真神,人就非常容易拜偶像敬假神,没有知识的愚民村妇善于此道,有知有识的文人学士也这么干,以至于这种恶习也跑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身上。您自然会问:鲁迅,一个铮铮铁骨的无神论者,他那被个性和尊严充满的身体能向偶像假神屈膝下拜?

且听我往下说。

鲁迅不是否定了中医吗,他要去日本学西医。学西医也不错,只要能给身体治病就行。泥土造的身体总要出毛病,医学的出现是上帝对人类的祝福,他赐给人类这样一种智慧,当身体出了问题,人就会采用一种对症的办法去诊治,从而把疾病祛除。所以当鲁迅认为中医是骗人的时候,他对学习西方医学的选择谁也不能说错。问题是他在去日本的路上怀揣的雄心壮志太大了:医学救国!要用西方的医学,救治一个泱泱大国!

用医学看病这不会有问题,但是用医学去救国这就是抬高了医学本身的地位,把一个专业高举到君权神授治理国家的层面,这显然地、确定不移地就是在制造偶像。不要认为像鲁迅这样的人就会远离偶像,他学问再高,个性再强,因为没有真神与他同在,偶像和假神必定会抓住他,只不过那偶像在模样上不怎么像偶像罢了。

上帝让仙台医专的老师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放映一个当时正在发生的日俄战争的新闻纪录片:一个胖胖大大的中国人,因为替俄国人做探子,去刺探日本的军事情报,被日本人抓住,日本人要砍他的头;而旁边就是里三层外三层围着观赏砍头的中国老百姓,里面不乏高高胖胖、健康壮硕的人。这一个镜头,一下就把鲁迅制造的第一个著名的偶像打碎了。

医学救国的偶像被击碎,鲁迅按照人身上的罪性再制造第二个偶像,这第二个偶像就是文艺救国。文学艺术,形象思维,这都是上天赐给人的智慧。文艺作品进入人的内心,用审美陶冶人的性情,甚至对人心起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都可以。至于文艺是否能做照亮国民精神的灯塔,让愚昧的心快速苏醒,这事儿我觉得就挺难。难只是一个方面,更坏的恐怕就是把文艺的功能给错用了,鲁迅把文艺的最高境界引入社会批判,错用文艺的功能应该是主要原因。他制造的第二个偶像给他自己的创作带来了亏损,也降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高度。

一个人的生命原本有三“体”:灵、魂、体。三体各负其责:灵体负责被造的人和创造者上帝之间的交流沟通;魂体是指人的情感意志秉性脾气;第三体就是指我们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血肉之躯。耶和华指着伊甸园里的那棵树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了必定死。这个“死”是指两个层面的死:灵体之死和身体之死。但是上帝最痛惜的是人的灵体之死,因为灵体一死,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中断了。也就是说,上帝创造出来的人的生命原来有三体,因为人犯罪丢了一体,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体,犯罪之后的人只剩下了两体。人认识了耶稣,接受了他的救恩,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得以恢复,灵体又回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生命又就成了三体。我们想想:三体的境界是两体的境界可以同日而语的吗?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三体的人生命丰盛到了什么程度,两体的人能够感觉到能够认识到吗?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多不胜数的西方作家写出了三体之人的生命,对此我们能把握到多少呢?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他们的作品产生误读并且总是走向反面呢?这不是因为技术的问题,恰恰是信仰缺失,给鲁迅和文学带来了人靠自身所无法弥补的遗憾。两体作家的文学境界,跟三体作家的文学境界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三体作家能把生命的丰富性写出来,两体作家则不能。不能是因为作家本身就不是三体作家,他所面对的人也不是三体的人生。三体的人生是什么境界呢?答案是:你去读狄更斯的作品。为了躲债,穷困的密考泊先生有门不敢出入,房顶上面的气窗往往成了他出门回家的通道,够窝囊了吧?他的妻子密考泊太太对他却十分尊重,伤及密考泊尊严的事情她向来不做,有辱密考泊人格的话半句都没有出过她的口。因为有这种信任和支持,密考泊先生不仅渡过难关,在新大陆还当上了市长。密考泊太太为什么不像一个中国妻子?她在按照什么要求做妻子?恐怕都不是我们这些二体生命所明白的。面对丈母娘不厌其烦的侮辱,既不傻又不聋的斯特朗博士为什么就像一个傻子和聋子?他是在装傻充聋吗?不装傻不充聋难道他的肚子里真就没有一点气吗?您能解释这种生命现象吗?杰拉德尔为什么要无条件地抚养一大群大姨子和小姨子?大姨子和小姨子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和不足,杰拉德尔和妻子苏菲心甘情愿地养育她们,可是每当杰拉德尔出门,他那一颗头发像刺猬的脑袋就会在花团锦簇中滚来滚去,大姨子亲他一口,小姨子们也都亲他一口,千万不要把这个情形跟今天伤风败俗的某些场面相提并论,不明白不理解就说明我们是在二体空间里,倘若对这人间的真爱再去亵渎,就更加证明我们是在二体空间里了。站在断头台上,等待断头刀从上面往自己的脖子下落的时候,替人去死的卡尔顿为什么心如秋水?他的胆壮是装出来的吗?假扮胆壮之事我也干过,那是1997年春天,我泛舟黄陂庄水库,因遇险情,我假装胆壮,但是后来有人指出,我在貌似冷静地稳定船上人心的时候,我的嘴唇是白的!为什么卡尔顿没有恐惧?恐惧是因为什么在应该恐惧的时候而没有的?真盼望世上有更多的人明白、领受这种境界,盼望有朝一日,中国也出现像狄更斯这样的作家来写出这种人生境界。

亚当的身体用泥土造好以后,上帝又往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使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耶和华这一口气不仅使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还把从至高者那里出来的为人处事的绝对标准告诉了人类。假如人按照这个标准去行,世界之上肯定不会有这么多麻烦。可惜的是人离开了神。人离开神以后,那个从神而来的为人处事的绝对标准也就不存在了,人就自己给自己制定做人行事的标准,于是张三有了张三的标准,李四有了李四的标准,王五、杨六、刘大麻子都各有自己做人行事的标准,而且都认为自己的标准是对的,别人的标准都有问题,以至于斯大林把自己当成人类的救星,希特勒把上帝创造的人分成三六九等,最末等的就不应该在地球上存在,必须由最优等的把他们铲除干净。古希腊把人类离开上帝所吃的苦头全都装在潘多拉的盒子里,潘多拉盒子里的内容跟人的各行其是大有关系。鲁迅作为一个知识者自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一旦跟自己的经历结合就更见力量,于是这些见解就庞大起来,成为体系。但是它们跟上帝的爱没有关系。以此为标准,鲁迅批判社会,控诉黑暗,跟同时代的其他文人论战,战到最后他就发出这样的誓言:一个都不宽容!“人家打左脸把右脸也给他打”说的是宽容,“饶恕七十个七次”说的也是宽容,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为那些咬牙切齿地折磨他的人向天父祷告更是把宽容行出来。因为不认识耶稣,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就说:一个也不宽容。

除了不认识耶稣,把鲁迅带到耶稣的对立面来的是中国的作家和文人都比较崇尚的个性主义。个性主义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不想说,在这里我想说一个个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就是德国的诗人兼哲学家尼采。尼采个性到一定程度就宣布上帝死了。“昔在、今在、以后用在”,说的就是上帝,后来抱着马脖子疯了的尼采却给上帝判了死刑。上帝既然死了,芸芸众生又不能都来管理世界,怎么办呢?尼采说:那就造一个“超人”吧,让“超人”来主宰世界。于是,日耳曼民族就诞生了一个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为了践行自己的“标准”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地球上四分之三的人都卷入了战火之中。从杂文《摩罗诗力说》看鲁迅的文学和社会理想,有少数的强者被兴起来就是他的盼望,至于用什么来预防强者为害,鲁迅没有顾及。

不仅这样想,鲁迅也在把自己的人生向“强者”的方向去努力,力图把自己的灵魂打造成一个强者。这种志向自有其正当的一面,只是因为没有对上帝的信仰,这种志向往往都会发生病变,遂成危害。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诸多方面都跟欧洲不同,致使鲁迅的抱负屡屡受挫,让他明白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文艺救国的偶像就是这样被打碎的。

受挫以后,鲁迅并不甘心失败,他的精神还在向极端之处发展。散文诗《野草》里两个持刀的斗士故意摆出要决斗残杀的架势,耍弄周围的看客就是这种极端情绪的彰显,因为报复的因素在它里面已经相当明显。鲁迅推崇俄罗斯作家安特莱夫,安特莱夫的笔调以阴暗幽冷为风格,他笔下的人物叫阿尔志拔绥夫。阿尔志拔绥夫起先是一个民主斗士,为唤起民众觉醒他像鲁迅所写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里的傻子一样,代价付出,收获不见。斗士就怒气大作,抱着一挺机关枪冲着剧院的门口,把他认为怎么也不会觉醒的民众全都给突突了。鲁迅在他的文章里数次讲到阿尔志拔绥夫,讲的时候,那劲头怎么看怎么像祥林嫂。祥林嫂在讲阿毛被狼吃的时候,那情态就是鲁迅讲阿尔志拔绥夫劲头……

鲁迅一生出现过两次苦闷。这两次生命和精神的低谷其共同特点是时间长、力度大,每一个苦闷既想要了他的命,更想把鲁迅的精神摧垮,具体来说就是叫他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掌握死权的撒旦有什么理由偏待鲁迅呢?因为深刻和敏感,鲁迅有的时候就攥住了魔鬼的尾巴,魔鬼的面具有的时候也被他撕开了。鲁迅对第一个苦闷的记录是:“寂寞像大毒蛇一样缠住了我。”缠住鲁迅的大毒蛇是什么呢?不就是引诱人类最初那两口子的那一位吗?“没事儿,你们就吃吧,吃了就心明眼亮了;神的话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全听。”那引诱人的就藏在蛇里面,蛇就一边说话一边摇头摆尾。人上了它的当,那吃不尽的苦头就来了。魔鬼操纵鲁迅,鲁迅揪魔鬼的尾巴,从这里也能看出鲁迅向来就有的斗志。然而跟鬼斗与跟人斗不一样,跟魔鬼纠缠,人在很多时候都占不了上风,疯往往就跟自己沾了边,您看《狂人日记》疯子疯到高潮的情形多么恐怖:关锁他的屋顶房梁膨胀起来,一迟一颤地,慢慢地捱住了他的身体。那意思是干嘛?上吊。要叫他上吊。这真叫恐怖,读到这一段,往往吓得我不敢出汗。还好,疯子识破了房梁的诡计,撒旦在房梁里面的作祟也宣告失败。鲁迅撕破撒旦的面具是在小说《祝福》里面。《祝福》里面有一个柳妈,柳妈是鲁四老爷家临时雇用的女仆,这个人性善,吃素念佛不杀生,魔鬼就附在了这个好人身上,魔鬼借着柳妈用力一推,祥林嫂就进入了死地。那是又到腊月二十三,该拜灶王爷了,祥林嫂烧火,柳妈在灶上忙碌。天阴着,雪下起来了,凡是阴阳病人到了这个时候又该发作了,果然祥林嫂就说:“真的,我真傻。”“哎呀,你又来了!”吃斋念佛的好善人立马就用硬话截住了她。把祥林嫂教训了一通,柳妈又发出强硬的质问:“我问你:那个时候你怎么竟然就依了呢?”“啊,你不知道男人的力气有多大。”祥林嫂的回答牵涉到她改嫁之时洞房里的情况,有关男女之事,所以说到这里祥林嫂就笑了。祥林嫂之所以能笑,说明生命力在祥林嫂身上还没有完全消失,她还有一点生命力。柳妈也笑了,但是她笑的时候眼睛却顶住祥林嫂的额角,核桃皮一样的脸突然明光灿烂起来。“哎呀,你可真不合算,那时要是索性一头撞死,也不至于到了阴间两个死鬼丈夫来争你,分不公,阎罗大王只好用大锯把你锯开……”善人柳妈这一席话可真厉害,因为她告诉祥林嫂:苦头你在阳间吃不完,到了阴间还得接着吃,并且更痛苦。这个打击的力度比狼吃孩子未必小多少,而这个打击正是出自那藏在核桃皮后面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让人感觉到立刻就会产生不寒而栗的效果。撒旦知道自己这一招很厉害,定然成功,所以它就明光灿烂地笑了,并且这笑穿透了柳妈那核桃皮一样的脸。我再说一遍,盯着祥林嫂的额角的这一笑,表面上是柳妈在笑,其实是魔鬼藏在柳妈的里面笑。一个无神论作家居然把魔鬼透视到这种地步,只能证明鲁迅笔力雄健,力量不凡。然而,不认识耶稣,抓住魔鬼跟被魔鬼抓住有什么区别呢?除了死,还能成就什么呢?古希腊雕塑《拉奥孔》,被巨蟒缠住的爷儿仨,他们对大蛇的反抗都很剧烈,结局如何呢?俄狄浦斯对杀父娶母的厄运抗争到底,虽然他的行为和精神都堪称悲壮,但是他的父亲死于谁手?生身之母又睡在了谁的床上?除了用自己的指甲把自己的眼睛抠瞎,伟大英明的俄狄浦斯王还能干什么?世界上有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能战胜命运?人类之中又有谁单凭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古蛇?撒旦怕谁?撒旦只怕耶稣。在格拉森,有一个人身上附了二十七个鬼,这二十七个鬼折腾劲委实不小,铁链捆到那个人身上,他胳膊一举,腿脚一挺,铁链立刻断为几截,凶恶至此,人无奈何,耶稣一到,群魔顿时可怜兮兮,“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们的名字叫‘群’,千万不要叫我们受苦,你放了我们吧。这样吧,山坡上不是有一群猪在吃草吗,叫我们跑到猪身上好吗?”看看吧,魔鬼把耶稣怕到了这种地步,可是有多少人到死都不接受耶稣的保护,就愿意呆在魔鬼撒旦的网罗里吃苦受罪,《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简直就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国家机器,他勤勉忠诚,为国家服务不遗余力,从人的眼光看,他身上的优点和长处不算少。沙威的致命缺陷是他拒不接受上帝对他的拯救,他多少年如一日地追捕冉阿让,当他落在冉阿让手里,冉阿让以基督的情怀慈爱地待他,目的就是让他走到耶稣跟前。您看沙威是何等的决绝,他用铐子铐住自己的手脚,纵身跃入塞纳河里,宁死也不跟耶稣在一起。

撒旦只能叫人灭亡。最好是不跟它打交道。

这些年,总有人想把鲁迅从文学史的排位上拉下来。就我的感觉来说,鲁迅的遗憾就是信仰缺失,除此之外,从人文这个层面来看,他的建树和努力,他对中国文学提供的力度和质感,远非同代作家和后世文人所能比;他弘扬个性而绝非个人主义,他宣称不宽容也不是因为人格下作,他的心肠肺腑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没有温热;至于他被某种力量利用头上给罩了光圈,那责任实在不应让鲁迅来负,因为鲁迅没有请他们把光圈搁在自己脑袋上,而且时间也是在鲁迅死了以后。想把鲁迅从排位上除掉,恐怕还真不容易。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上面,折腾来折腾去,到了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惟愿中国的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得到上天的祝福,那时出现的作家就会是一个一个的文学巨人,创作成就之高大也会像崇山峻岭,高薄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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