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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界第六期:文学怎样反映人民心声——关仁山
发布时间:2012-10-31作者:本站 关注度:[]来源:本站

我现在有几个词,谈谈我创作的思考,我们现在的文化的形象,我们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形象,就是说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部分里文学也要发生它独特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找到它的独特的声音,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文学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当前社会转型期,影像传媒时代,文学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从我的角度,接触文坛的角度,接触读者的角度,评述一下现状,我们也只有知道现状,我们才能找到我们从哪里突破。

我们所说的文学环境包括创作环境和阅读环境,创作环境比较粗糙,作家存在困惑,就是我们认不清当中的困难。我的朋友李尔去英国参加书展,他说到了,中国城乡的巨变,已经超出作家的想象力。就是我们在把握世界有难度,对世界的本质把握的有难度。有时候我们作家在这个难度面前产生了迷茫和困惑,在不停的写,审美能力在社会面前没有反映,大家是分工协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产量很高,成果不理想,作家很痛苦,读者不满意。我感觉有很多问题不一句话就说到的,情况很复杂。特别是我们没有找到新的精神资源,没有找到与大众的精神的连接点,写出来的东西可不可靠?是否会隔避广阔鲜活的世界?我们作家在书房呆久了,难免会很寂寞,对现实厌倦,这个时候作家怎样走出书斋,到鲜活的生活里来,丰富我们的精神营养,以扩充自身的知识能力,而且我们面对现代生活的苦难,还有我们的现状,对现状都不满意,不幸福,这时候特别需要文学灵魂的关照,对人们心灵的抚慰。我们这些作家要有良好的精神生活,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理想,坚信有爱,有光明,有温暖。

现在我们看很多环境形势特别的严峻,前些天我们搞的那个“世界阅读日”的时候,号召人民来读书。感觉他们对环境感觉非常弱,面对非常多的挑战。我就想到我当初接触文学这初,读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那种阅读的快感,而且那个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舍不得读,读几页折起来,然后留着慢慢欣赏,这个心态现在没有了。我们的生活大大的加快了,而且我们作品的产量特别大,每年1300多本书,还不算短篇小说的产量。

另一方面有的小说,权威的影响大,读者失去兴趣;有的小说被市场看好,特别是网络小说,权威又不买账,评论家不满意。这种矛盾问题的增长,也是我们作家必须思考的,我们思考的问题。怎么让他们做到雅俗共赏,这是一个严峻复杂的问题,也有巨大的难度。

拓宽渠道,文学产业的兴起引领消费的潮流,直接冲击了经典,也使我们新的经典的产生。有一些领导说,“我对中国现在的文学现状不满意”,他说像《战争与和平》伟大的作品为什么没有产生,《战争与和平》是伟大的史诗性的作品,在我们中国还没有出现。那在我们领导的脑子里怎么没有人呢?那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作家协会尽力培养精品创作,除了外在原因,我们作家也反思自己,特别的浮躁,没有具体的行为,我们缺少为艺术献身的人,缺少把艺术当作自己最高理想的人,我们也缺少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一生都在绝望和希望中,进行坚强的精神探索的人,只有成人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才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从成品质量看一旦陷入这种事业就不会顾忌成本和代价,就有无怨无悔的牺牲,这是我想到的,当时的阅读的反应,读书的热情就减弱。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入一个读图的时代,电视网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越来越习惯用直接的符号刺激我们的感觉,人与世界,人与人,繁多的格式化图像,我们的晚报一折叠就把地球叠上了,我感觉呀。我们的晚报拿来一看,这一叠,奥巴马的事,美国的事,韩国的事,钓鱼岛的事,我们的身边的事,全部都拿报纸叠上了,他这么一折叠实际上就是把地球全部的信息都折叠在这张报纸里,所以说他是一个复制的,繁多的单调的图像时代,扩充影像时代,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的思维,和漠然汇聚的积淀,文学的文化、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我们现在谈的,世界有大幅度的重建和转化,这是文学衰落一个外在的原因。

我们谈到科学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关注人们自然发展的生态危机但很少关注文化生态危机,其实这个阅读也是文化危机,文化危机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而携带的人气和精神资源在哪里?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后面我要讲的是文学创新和精神资源的问题,人们说现在长篇小说写的越来越短,这个与流行有关,与印刷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的心态有关。还有人说小说越来越萎缩,过去我刚刚搞创作的时候是8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也只有几十万字,像《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国刊,毛主席提到的周刊也得发到一万册到二万册,这么说也就一、两万册,小说本刊能发到十万册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自己的刊物也就几千册。从市场上看,越来越萎缩,这和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是不相称的,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文学衰落的一个表象。我们看的越来越多,像电视剧、电影、网络舞台剧,而听的越来越少,突出阅读等等,现在我们的小说联播,是听的东西。

我们拿《白鹿原》举例子,这个《白鹿原》这个电影,我们看见后拍的也不错,很厚重的电影,但是我们跟原著来比,我们大家还不满意,认为他的这个作品让人看得有点莫名其妙,电影。但小说我们可以读,我们听小说联播,我们面临巨大的想象,能调动我们读者的激情和想象,这里面我们感觉文学的力量才不会消亡。小说语言做的好不好?小说的情景创造的好不好?能不能带来丰富的想象力?这是文学所承担的责任。市场经济对传统阅读的破坏的显而易见,市场的规律,重利轻义破坏了社会风气,导致的文化垃圾泛滥,精品和垃圾在一个筐里,现在精品的识别也是一个大难题,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渲染文学怎么样的衰落,但是它永远也不会消亡,文学不会消亡,给人的心灵以温暖的力量,但如何让中国文学更贴近文学史,更贴近文本,贴近现实,贴近人民内心?就要去伪存真。

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发现,文学还是向前平稳的发展的,我们的文学还有影视的基础,有电视网络等等无法替代的根源,有限的和无边的,就是肉眼看到的就是有限的,人需要沉思,需要聆听,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我们内心的是宽广的,就像我写的长篇小说《麦河》,我用一个盲人的视角,用一个瞎子的视角,来写中国土地的百年变迁,我就想,黑暗是无边的,在黑暗之中,人的眼睛打开之后他会有比本身更广阔的世界,你在黑暗之中,来思考,来想,让文学来完成我们心灵的满足。

现在文学进入一个边缘化、个性化、数字化,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渐向城市上方倾斜,是浮华的世界。当然这个浮华的世界还不能代表真实的中国,在沉重中国的底层,真正反映人民的苦难,这样的话人民用爱和悲悯的胸怀,来关注我们苦难人民的心声,我感觉文学的风骨才能显露出来。

当代小说越写越枯燥,与作家、与时代有隔膜和收藏书籍濒临倒退有关,对叙述和细节缺乏耐心,叙事说服力丧失,使读者无法信任你的小说。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那么我从这个问题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为谁写作?是为自己写作,孤芳自赏,还是为评论家写作?还是为权威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

写出一部以农民为题材的小说,农民爱看吗?比如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它是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创作,海外,外来的创作方法,这是无可厚非,这个叙述的方式是对的,但是你跟中国农民的叙述形势有一层隔膜,他看不懂这个具体的文学的理论,他只看好看不好看,我们底层的群众文化水平还是弱一些,刚才见过几个老同志,他自身不仅是读者,他们自身还搞创作,他们理解,他们能够跟你沟通,但是地皮上的农民,他们可能看不懂,这就需要我们作家必须回应,不管是从内容还是形势上,这是对我们作家一个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作家回应、体验和思考。抛弃旧有地创造模式,把他的虚无和狭隘的创作原则与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包容历史的全部,取得发展,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简单肤浅的认知,具有了这种能力我们才能超越现实,以宏观的把握能力、超越世俗,超越常规来达到我们艺术的腾飞。这是我们阅读的现状,这是看到的我们的文学现状的局面。

但是目前我们的文学的亮点,大家也提到了我们的莫言先生,我们的同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关于这个奖项咱们大家通过媒体也看的很多了,他给我们边缘化的文学打了一针,也是为我们的文学振奋了一下,振奋了一下这是好事情,从我们的政策来讲也好,对我们的读者来讲也好,说明我们的文学还不是全是垃圾。我们的文学对中华传统的部分有能得到国际认可,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思考,我们得了文学奖以后我们的文学就是世界一流的吗?也不是,我们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一个亮点不能代表全部,对于作家也好,我们的未来,我们还要做出我们自身的努力,刚才我说的那么多的现状,一个时代生活对作家的迷茫,他们让我命题的时候我特意命出这个题“作家的迷茫”。

我先说如果突破创作苦恼的怪圈,大家来听文学课,肯定有大家想表达自己内心的创作冲动,或者喜欢读,也喜欢写,以我在作家协会的位置上,常看到我们一些青年作家的来信,进行交流,你当我老师吧,我要学习创作。我说不行,历史上莫泊桑拜福楼拜为师,他成了一个大师,他仅是一个特例,更多的事实证明,文学创作不能像画家钢琴家一样拜师学艺,因为本身我写书法也画画,你学画画我敢教,你写书法,王羲之的贴拿给你摹,把我的书法经验传给你都没问题。唯独创作就是不敢收徒弟,别的行业行,唯独文学做不到,作家是接受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培养,他不是老师讲的事,他是严峻的生活的历练,接受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多方文化的熏陶,再经历各种社会生活的磨练,再加上自己的勤奋,个性化的思考智慧性的提炼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既然说作家是闯出来的,那么作协有什么用呢?有什么功能呢?现在说到我们作家协会的功能,为作家服务,给你加油。你有了好的作品,我给你评奖,有了好作品,我们给你写评论,我们跟评论家作研讨,给你激励,就像飞鸟飞到了林子里来,在这里嬉戏、饮水、觅食,然后再飞到广阔的天空,我感觉作协它是这种服务功能。

今天作家的身份呢,过去作家是一个身份,现在作家成为一个职业了,他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我们与农民种田,开出租车是一样的,没有比你们高贵多少。我们有特殊性,要进行文学创造,用语言加以体现,语言文字是我们的工具,开出租车,汽车是你们的手段,我们作家电脑和笔就是我们吃饭的饭碗、工具,学会运用工具组织语言,然后用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与我们的表现力来创造精神产品。

现在就文学本身是一个困难的事业,面对困难,我们文学已经达到高峰,我们每一个文学都有前人、经典横在那里,我们的一个作家首先要突破自我,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走,具有毅力是作家的先决条件。毅力很重要,我说到毅力有个浅显的道理,我在学校搞了一个文学社,我们五个人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其中有一个作家是我的同行,毕业以后就一块教书了,他说我不愿当老师,我还想当作家,那个时候我们21岁,都在小学教语文,他教四年级语文,我教五年级语文。然后我说一个浅显的道理,我说人家打球儿他打球儿,人家打扑克他打扑克去了,我说人家在打球儿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你在写作,你就成了作家,他说你说的话是对的。人家干啥你干啥,最后你跟他们一样了,人家玩的时候你在写作,最后你就成了作家。就是得吃苦,我感觉,当作家在创作上有发展,就是一个核心的毅力,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条件。

光有毅力行不行呢?还不行。还有你作家的天分,这个天分就是你对生活的独特的感悟能力,我跟咱们最尊敬的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聊,他跟我说在抗战的时候,有一群文艺兵,看到日本人屠杀我们中国人,非常愤慨,拿起枪冲到前线,结果都成为了烈士。好几个同志都牺牲了,如果把那些新的力量放在笔上,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来表达,还有当时一批保定的作家写出《烈火金刚》、《小兵张嘎》这些优秀的作品,成为我们河北文学的顶峰时代,拿着枪上前线了这个令人敬佩,但是我们说拿着笔他的价值更大,他的作品潜移默化影响我们几代人,这些力量后来去了朝鲜战场,在前线冲锋。

浩然是我们唐山的老乡,他父亲是烈士,他十八岁就拿起枪。经过了一些事情,他就把它写成作品,从这以后他走向创作的道路。作家如果想突破创作的怪圈一是有毅力,一是要有艺术的感悟能力。

现在我们说陈忠实,把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把人生的艺术追求放在那里,他在西安东大桥区西蒋村老家那个老宅子里闷了六年,创造了《白鹿原》,文化的冲突激起人性的冲突给我们以震撼,当时他写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心理暗示呀?他说我写不成我就养鸡了,实在没法了,这就是作家的信念,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触生活的方式,同一个作家的感触方式就是不一样的,在同一个地方都不可能达到目的,就必须全面的体验生活。从一个普通农民写到了省委书记,整个跨度的面是非常大的,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体验方式,所以他大量的收集材料,他在写之前,用三年的时间收集民间素材,了解这个社会。

当年我在渤海湾一个渔村挂职副村长体验生活,后来我还在广东省的庐村镇挂职副镇长体验生活,后来又在唐山凤台县挂职副县长体验生活。后来他们就不了解,说你一直生活在城市,你怎么能很执著的写农民?这个就是来源于我的这三个阶段,副村长、副镇长、副县长体验生活。这个对小说创造很重要,这方面体验生活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熟悉它,必须得体察,要克服生活中不了解的东西,特别是常识性的不能马虎,要考察清楚,要用笔记下来,要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记下来,这是我说的体验生活。

体验生活到底体验什么?从我体验的三个四个体验生活体验什么?还不能走马观花的体验要体验人民的内心,正是在人民生活上的不断发现曲折的故事固然好看,但是很难打动人们的心,只有我们把故事赋予了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就像浩然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人物和事件跟情感挂不上,你就算放导弹也不管用;如果你要是跟情感挂的上,你就掉一个鸡蛋,掉到地上摔碎了他都会动情的”,这个得挂上情感。所以说我们人物的生动,还得是我们一个作品形象的生动,人物形象的生动,还在于情感的生动,情歌的生动我们写的还是爱恨情愁。

这样说到我们普通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作为作家我们也一样,就是说我们要有个性,要有创作的独特性,说到共性,没有共性就没有迷人的个性,实际说到个性和共性是对立的关系,作家往往看到迷人的个性忽略共性,我们不是说个性不好,而是处处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这样会走进一个生活的怪圈,容易脱离现实,缺少生活的涵盖性和典型性,容易被生活假象所欺骗。如果想要体现生活的真谛,那样的话就必须把自己当作普通人,要和蔼可亲、通情达理、推心置腹、以诚相见,这样在生活里面才有真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在老家体验生活跟人们谈,他说在农村建立了一个大钢场,当初在创业的时候,国家不允许用汽车来高温度的铁水,红的铁水,溅人手上你手都得掉。烧好的铁水用汽车运输,成本非常低,这个是违法的,但是为了降低成本,在这个夹缝想让企业生存,很冒险而且这个司机都要签生死状,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了晚上这个车才能出动,其中就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和他的恋人,就是拿着铁水上路了,但是有一次在运输的过程中,车翻了,他的恋人为了保护他就在铁水里变成了一缕烟,人没了。这是个男的,他说,我们夫妻创业建立钢厂,她瞬间变成了一缕烟,到后来有钱了以后我的功能就没有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再找恋人。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他很随意的就说了,这人瞬间就不行了,在以后的写作中,这个事一下子就触动了我,我们在面对这个资本的血淋淋的残酷性,这个是双方面的,是血淋淋的罪恶。在这个细节当中我感觉到资本的罪恶,血淋淋的原始积累对人性的残害。我都拿小本子记下来了,我指不定在哪个长篇小说里可能就用上这样的细节,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体验生活怎么体验呢?就得推心置腹,让他真正的相信你,把你当哥们看,这样他才会把内心的触动讲给你。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我老家一个村,挖煤矿,挖煤的时候挖出一个铜钟,这个村过去是铸铜的,他铸这个钟,据说天启年间,皇帝给状元铸的钟,县史有记载,铸铜。当时文革的时候有一个老校长,大炼钢铁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砸了。天启年间,皇帝给铸的钟是一对儿,,我们村里有一个状元槐,上千年的大槐树,状元槐,把这个钟挂到状元槐上。后来文革以后,把这个钟给砸了,炼铁去了,炼钢去了,后来这个老校长就偷偷的把这个钟放到学校去了,护着这个钟,后来红卫兵就找,找到之后,红卫兵就拿锤子就砸,这个老校长就护着这个钟,一锤子就砸到老校长的胸腔上了,后背上了,一口血就喷到钟上了,就把这个老校长就给砸死了,这是文革的一个悲剧。

通过这个我就触发联想,这个铸钟的村庄,肯定是有很独特的文化历史,我们的铸铜的历史就是很古老的了,然后我就细问,他的后代受到了震撼,当时村里还有一个文庙,也给烧了,就唯独留着一个槐树没有动。然后村里很多传说都出来了,说自从老校长死了后,这个槐树从此就不开白花了,就开红花了,跟血一样的红花,然后燕子也变成了血燕子,红色的血燕,村里边有个河,在北边有个河,也叫燕子河,就都出来很多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还有传说,老校长死的那天晚上,村里就开始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下完雨之后,老校长新埋的坟里就有一个洞,有一个洞出来了,顺着这个洞往里一挖,说是尸体没了,找不找尸体了,村里人的话,各种传说都出来了,突然在老槐树上,出现一个小男孩,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村里都涝了,涝了之后小男孩长了一双兔耳朵,吼了三天三夜,村里的人都傻了,太阳出来以后这个男孩就不见了,兔耳朵眼瞅着就变成两个翅膀朝着太阳飞去了。通过一个简单的事件,就演绎出来这么多的东西,这就体现了因果变异。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事件,很多都是有这个因,有这个果,因果变异,这是我总结的一个公式,文学上就是这样,这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异,一种识别人性的变异,我感觉好多的事情都是。

通过这个事情我就思考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以这个小男孩的视角写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太阳的小男孩的视角,来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从八中开始写到2012年。就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农民经过了怎么的苦难,怎么样让他们过的更好?我以这个小男孩的视觉可能自由一点,而且我们当揭示苦难的时候,揭示理想的时候,还要是那种站在理想之上的苦难,就像曾经听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崇尚的理想不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真正的理想是建立在现实深刻的,真实的洞察上,具有真正的目的,建立在揭示和批判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理想”,在生活苦难上再深走一步。

因为前一段我读了一个评论家的文章,就说到的苦难。我们的中国作家如何书写苦难,在我们这个体制下,我们的作品还能发表,要有一定的眼光,我们的视角,我们给人的力量。刚才也说到了,理想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批判上的一种理想。我们的作家对生活的迷茫,如果你找到一个思想,我们就能突破这种迷茫、洞察力。

刚刚我只说了视角,我用一个盲人的,12岁就瞎了,他是说大鼓书的一个艺人,据他回忆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他心灵是广阔的,他用鼻子的嗅,用耳朵的听,用嗅觉来闻土地的味道,来闻麦子的味道,这个嗅觉和听觉来发现视角的问题,这个视觉为什么得到评论家的认可和读者的认可,他是一个新的视角。我回到我的小男孩的视角,苦难的视角,你像雨果写《悲惨世界》的时候,他受到了什么样的苦难,就是说人间的一切的不幸,都称为苦难。我们的苦难要抛开政党,抛开阶级,抛开个人成见,要以天理人道,以人性的特性,来面对我们的苦难,这样看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客观的描写苦难。

要有好的视角,同时要有突出的洞察力,把握我们的时代脉动,既要有整体上的把握,概括力,用要有一个好的群众视角,找到属于我们的视角,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时空观,才能更好地来结合我们的作品。

有了丰富的生活,就有好作品吗?这还不是。要用我们的思想来照亮它,用激情来激活它,用优美的语言表现它,我想起我最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苦雪》为例,《苦雪》写的是渔民打海狗的故事,我就写,这老人是打海狗的世家,海狗是啥呢?大亚湾和渤海湾,现在没有了,大亚湾那有,就是一到冬天结冰的时候,大亚湾那有一种动物叫海狗,这个海狗的肚脐是治癌症的中药材,它的海狗皮是非常暖和的狗皮,海狗浑身都是治肾的原料这个打海狗的世家老人,在打海狗的时候被冰挤掉一个胳膊,一只胳膊还拿着叉,在大冰上与海狗公平的厮杀较量,他拿着家族祖传的叉,在大冰海上滚动,滚冰呀,有滚冰网,来跟海狗较量,我采访打海狗的老头,我说为什么你不用枪呢?他说不行,用枪就不公平了。我们这个家族有规定,不能用枪。就用那个叉与海狗公平较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觉到“尊严”两个字,才能显示出我们人的尊严。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人商品观念就有了,什么都做了,没有道德底线了。所以说村里的年轻人,骑着摩托的年轻人,他用枪大量缴灭海狗,大规模的屠杀海狗卖钱,当这个年轻人把枪口对准大片海狗的时候,一片海狗倒在大冰海的时候,这个老人就崩溃了。老人一天晚上,披着海狗的皮,冲着人的枪口出来了,“嘭”的一声,倒在他的徒弟的枪口下,徒弟还是他教的,他还有一个徒弟,这个徒弟不知道是他,他徒弟抱着他的时候,就哭了。这个老人用结束生命的方式,他在呼唤一个生命的尊严和高贵。这样的话,原来我的故事是讲打海狗,猎奇,这样的话,我用这个思想来点燃这个故事,一下子就超出世俗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穿越生活的迷茫。点亮了它,用思想点亮生活。这是我的感触。

这里包涵了作家站在生活的高度把握生活,生活可以模仿,但作家对生活的态度不可以模仿,做出我们的哲学判断,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讲述来讲这个故事,我们依托市场,要充满激情的、真诚地向读者表明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意图是什么?托尔斯泰说,在任何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的态度,以及对生活态度的描写,至于读者来说至关重要,具有价值,具有说服力。我们作家要是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态度的话,你的作品可能写的是模棱两可,不是一个完整的。我感觉我们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将渗透整个作品,我们表达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意图?得有一个思想。

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说《老人与海》,他写老人是一个基督教的信奉者,一个贫困的渔民,老人、海,是大自然,其实还有大鲨鱼,鲨鱼、海、老人是一个大自然的统一体,同时这三者是矛盾的,三者是矛盾的,同时用是依存的。海明威塑造这个老人,在大海上捕鱼的过程中,他这个人显示人的力量,跟大鲨鱼搏动,最后他挂着这个大鲨鱼往回走,走的时候,其他的鲨鱼来吃这个鱼肉。最后他托回来是一个骨架,这个作品的深刻性就在于它是个骨架,如果他托回来一个整鱼了,我们感觉的这个作品的深度就不够,正因为他托回来一个骨架,他作品的深度往前跨,思想往前深化了一步,失败了也是英雄。我们人在失败中,尽管我们失败了,托回来的是骨架,但是人的力量,精神的高度留下来了。这是我们写什么都好,我想就是大家要从生活的故事中,深化我们的思想。刚才我说是冲破怪圈,冲破迷茫,同时冲破了之后,要深化它才能完成我们对创作的深度。这是我说到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结合我的创作历程,谈人民的文学性。我是一九六三年生于冀中平原,唐山丰南县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子,挨着天津很近。我小时候一睁眼就是一条河,这条河叫“煤河”。就是光绪年间,洋务运动的时候挖了一条河,是从我们县城胥各庄经过我们老家这个村子,到晋河运煤,开平煤矿开发以后,装船运煤。我小时候看到一艘艘的船,运煤出口,进运河转到天津口岸。当时清朝的时候,挖这条河,挖到了我们县城区,胥各庄,没有挖到唐山他就挖不动了,为什么呢?那边是流沙,挖着沙子往下流,这才开通我们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从唐山开平,到我们胥各庄,叫“唐胥铁路”。从那装火车,煤,到县城装船。

我就有一个想法,哪来的煤呀?后来一听说,这个源头可了不得,这个咱们中国工业的摇篮,开平煤矿上市了之后,我们搞了一个一百年大庆,去年我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就感觉这条河有好多历史,洋务运动的时候,英国人和中国搞了一个火车头,火车头拉着煤节走,慈禧太后的时候说“黑烟冲天有伤家和,震的先皇先帝皇陵不安”,就把火车头让他们扔到海里头去了。我听老人们讲,说老百姓都看热闹去了,敲锣打鼓,带着锣鼓去了,敲锣打鼓把这个火车头扔到渤海湾了,用了12匹马拉拉煤的火车节,赶着马走,用马拉着火车节拉了八年,后来在重新启动。

刚才我的插曲就插到这,结合我的创作经历,想象力。当初我看到煤河就问我的母亲,我说这个河的源头啥样?我就想象、想象,后来就打听呀,那块儿既有火车头用有马,还有煤,都在那诞生的。煤市从很深的地方挖上来的,然后就想象。就是我的感觉,从小就有一种想象力,然后还有一种追问能力,追问生活的能力。

在我高中毕业后,我们在唐皇镇,这个镇也是在煤何的岸边,我始终没有离开煤河,就是上初中、高中,在这条河,大地震的时候,我就砸在这个振上的一间平方,我的同学50个人,阵亡了20多人,我经过那场大灾难,唐山大地震,也是我后来写《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因为我是感同身受,在废墟里埋了三个小时,是邻居把我挖出来的。当年埋在这个废墟里的时候,那个感觉,现在一眼回忆那个瞬间的时候,一生也不会忘掉,我说汶川被砸的人民,我是理解你们,我采访他们的时候我说我太理解你们被挖出来的瞬间。尤其是你还没昏迷,你还清醒的时候,人在废墟里埋着,你的那种感受,你想的啥我说我都清楚,后来我就到我就教书,搞文学创作,亮晶晶的隐私。

后来我就上了昌黎师范以后,上学毕业以后,我就在昌黎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我在县文化馆编文集,开始搞文学创作了,发表创作是在1984年,在唐山日报发表了《亮晶晶的雨丝》,是一篇散文。说到我不能不提到我们那个后来的三架马车。这个三架马车实际上是保定对咱们工人的这边的活动,还有咱们我们的老兄,我的老朋友三驾马车的两位好朋友。他们的生活积淀比较厚,在1976年的时候,我们同时产生了一批作品。我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年我们发了20个作品,一批作品,那些情况。就在我们那个阶段,这些作品中,然后都是关注中国农村现实的,基层现实的,工厂、农村对基层。在像基层现实的东西,在这之前是很多的,到后来就少了。因为80年代末期,包括于华,马原,还有莫言的《红高粱》诞生之后,一批人就出现了,没有中国普通人工人农民的生活。相信了之后就是吸铁石,就写琐碎的家庭内部有这些方面,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及在作品中的《风筝》、《家族》,就是这个,为一个家庭,家族小生活。但是我们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国情,我们越关注那些小圈子,小生活,小感觉的时候,可能我们当时的工业、农业转型期,当时工人大局下岗,我们农业,当时农村的繁荣已经衰弱了。我们到这儿之后,农村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很快我们就转成了城市改革。城市的繁荣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农民和土地为代价。所以说是剥夺农民的利益来完成我们城市发展的决心,这个阶段的矛盾很突出。

前面企业倒闭,农民生产粮食不挣钱。农民丰收的时候,带来的是苦难和苦恼。包括我昨天看的电台山东大白菜卖不动了,南方的水果卖不动了,香蕉太多了,现在我们的市场调整化市场过剩。人们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我们矛盾的苦恼。那时候的苦恼感觉在当时我感觉这个情况,最早写股份制一个作品,中学里也是股份制的。最早写就是《卖淫女》,当时我们老家那块东北女人盛行,卖淫女盛行,但没有任何这个表现。当中就写了农村一个卖淫的姑娘,进城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人物形象,就是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情况下进入城市是卑微的,这个城市是拒绝他们的。拒绝他们,他还要在城市生存,他就要在城市的夹缝中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话,他就走向堕落了。我采访卖淫女的时候,她说了,我挣的钱,回去我一定要做好。他们瞧不起我,等我挣了钱之后回去我捐个厂子,承包一片地之后,我在村里我还牛,就说这个。当时农村还不接纳道德,后来逐渐开放之后,我们接纳了道德。我们解读这个女人卖淫挣了钱之后,回去开垦了一片荒地,还承包了大片的农场搞大棚菜。就是说然后村里知道她卖淫了之后,她的对象也好,她的家也好不接纳她,就把她赶走了。赶走回到了城市,回到了城市之后她又继续卖淫,作品当中写她回到农村田园,是田园土地的温暖使她重新找回了做人的价值。小说不能按她生活的原形来写,我们还有些理想的情况。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们说的细节,她说,我回去,我带着钱回去的时候,我跟我的恋人,他们不知道我干啥了,当我挣钱回去我就踏实过日子里。她说,我的处女膜恢复手术都做了,我还原一个处女跟他结婚。这之后,他没想到农村当时已经改革,这时候已经进入一种农村相对破产,农村土地流失,这么一个混乱的状态。村长就说了,他说,你卖淫的事儿,公安局打电话告诉我了,我弄清楚了。我给你拦着,也不说。但求你个事儿,乡长的小舅子占了咱们一块儿地,也不还咱们,你赶紧跟他相好,把地给要回来,就这么一回事,他看上你了。女的说,那不行啊,我的处女膜手术得花1200呢!你不能让我白做了,我思想刚转过来。村长说我帮你瞒着,你的处女膜手术再做一回不完了嘛,要不我给你报销。村长说给报销,这样难听的黄色笑话,这是我们采访时候的一个笑话。身体上的疼痛刺痛了我,没明白道德过程中所经受的苦难,身体遍体鳞,带着满身的农村人的创伤,回到土地的时候,土地接纳她的还是这个,这是道德的堕落,甚至超过道德的底线。

文学要是给这些苦难的人,跌倒的人扶起来,给苦难的人以温暖,这也是我后来要写《日头》的原因。我说一定要给人温暖,太阳能给驱散我们的阴霾,日头也是太阳,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也同时给了我们温暖力量,有一个精神的伤害时代,我们每个人精神都有残疾,就是我们转型时代造成的,这种社会的极度的转型、转弯儿,我们好多人受不了这种震荡和造成你精神的各种分裂,精神病状。我们现在采访的这么一个老太太,她一生嫁过三个男人。她说,我这三个男人啊都很强壮,而且都是那种暴力型的,我这是挨打了一辈子,现在我70了,所以我老伴儿最后老了打不动我了,没人打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很幸福,我为什么感觉幸福?说明我一辈子被虐待过,被残害的女性,能感觉到很幸福。后来我感觉是时间,是时间化解了她对男人的仇恨,而且跟三个男人没有生养,一生没有孩子。后来她捡垃圾,在垃圾山里拣了一个小孩,是一个小女孩儿。这小女孩儿长大了一斤酒量,有很多故事。她一辈子受虐,被三个男人毒打。到晚年以后,抱养的小孩儿,我的感觉就是时间的力量,时间化解仇怨,同时时间让那三个男人都消失了。唯独这个老太太留下来了。而且她感觉她很幸福,我感觉这是一种爱,爱的力量,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熄灭,她感觉很幸福,她感觉她找到了爱。她在垃圾场上抱养了一个小女孩儿,跟小女孩相依为命。我从细节我就感受到这个时间的力量,就是说人民幸福体验生活中的生活素材。

第三个词我还说到人民幸福,我感觉一个作家心中不能没有人民,我们作协的口号,作协为作家服好务,作家为人民出精品,就是我们为社会出精品。后来领导说,叫人民还是更合适,为人民出精品。人民就在我们身边,他不在我们的嘴上,也不在报纸上,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我们社会改革变动很大,我们人民的经历没有这个震荡和苦难,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渴望参与,他们也在心里面质问,为什么有权的,有钱的人什么都有,我们底层人什么都没有?他要问这个问题,他的思考啊。然后还要借住你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反应他的心声,能满足他心灵的情况。作家几乎没有能力。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能力写出中国几十年来的巨变。这种变化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这次那个评奖,二十名出来之后,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他说二十部已经出来了,而且我在这个情况之后,每部我都感觉不错,二十部很整齐。但是还真正的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我还说不清,缺的是什么?后来他又出了文章说,他说缺少什么呢?缺少一个真正应变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的一部,深刻反映当代人的精神困惑,精神探索,精神力量的一个大的作品。也包括我们的时代,大家在逃离这个时代。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啊?我感觉还是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超出我们作家的认知能力,超出我们想象力和智力。后来我们说,在这个城市中现代化进程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统筹发展中。城里人满意吗?不满意。乡里人满意,全村人也不满意。这个时候我们作家怎样表达它?就是我们要考虑到人民在想什么,人民是不是真的幸福,我们要真正的打一个问号。这样的话我们带着这样的问号,我们当一个黎明带来的时候,我们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力量追求,都是进步的,快速生长着。就像太阳一样生生不息,尽管有苦难我们的人还在生生不息地发展。人民不仅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来自生命本身的呼唤。就农民这个群体,怎么反应农民心声,我也始终在探索,有时候探索中就形成一种绝望。我们奈何不了土地扭转,土地扭转能救人民于水火吗?不行,我感觉扭转不了,巨大的弊病就是资本家带着土地,血淋淋的圈地,夺取土地,使农民丧失土地,救不了农民,让我们绝望。我们也专门对土地扭转进行专门的探讨,一方面它是规模化经营降低了成本。同时,我就说了,他给农民带来的苦难。实际上对农民土地这种圈地的这种情况,对农民土地剥夺,实际上土地将来会成为流民,他的苦难谁来关心呢,对吧?文学要关心这些人。

新农村建设,我老家一个小河沟要拓宽,拓宽成大河,就把农民集中建成高楼。有的农民那个老的村后就变成了庄稼地节省土地,想法思路真的是理想化好的。但是当农民牵着牛上楼的时候,他那种。我看一个农民牵着牛上楼的时候,那个瞬间他那个无奈,那种痛苦,后来我就采访了他。他说,那个房子我不愿意住,我还在地头搭小窝棚,我这楼给我分的楼房还空着,也没装修,就当养牛使了。四楼也得把牛牵上去,这牛走这楼的时候比他还溜,这牛直接上楼,他自己还没上去呢。这个现象当中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新农村建设,能不能解决农民的贫困?也不能。但是我们在探索,我们也不能否定新农村建设这种探索的积极性,但是他背后强行把农民集中赶上楼是不是好事情?在建设当中,我们想这个事情中,把农民赶上楼,是不是就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表达还是不行,太近,就是我们还无法认知他是不是做对的。过几年之后有一个反思,我是啥啊?错的。就和当年的拔苗助长一样,列入我们过黄河,跨长江那个情况一样,是不是符合农民的规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反映。新农村建设因为有楼了,还在贫困中挣扎。我们说今年的白菜卖不动,5块钱一斤。到路口等着菜农收菜,收菜的人不来,一个老头儿拿着菜,骑着个三轮等着,啃着馒头,等着下午日落的时候还没人收菜,然后拉着白菜又回去了。那回了趟家,地里全收了,没人买,5分钱一斤,在加上油钱,还赔钱呢。他说,菜卖不动,楼就上不去,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富裕。

我们作家在不断地探索跟着我们国家的形势不断地探索,不断地绝望。但是我们绝望中,我们像作品中的猎人一样,他在探索中,他在绝望中,起码我们有一个探索的姿态。探索中,我们看到了黑暗中还有那么一个亮点,这就是我们坚信的一种力量。我们要信,前面还有理想。

反正我对农村考察这些年,一直在考察我们冀中平原农民,农民贫困中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我们的体制原因。自身原因就是我们愚昧,文化太低,农民自身的防备性。到那个时候发了钱了,然后他不想把这个钱放在这个生产上,说把钱赶紧分了吧。如果把这钱看的太短,先做再说,这说明农民眼光太短。如果把这点钱投到科技上,可能我们的农业科技上一下子把产量提上去了。这样的话后面还有大钱来挣,问多少钱在农村,我就考察这个问题。

还有什么原因呢?农民的劣根性,我们的鲁迅说阿Q精神,自取其乐,我不想进步,我就是天冷了穿着棉袄,太阳给我力量,感冒了我连药都不吃。这个情况下,文化方面,限制了我们时代发展,成为自身原因。

还有体制的原因,体制原因是什么?我们想想,从我们农民土改革之后,我们把土地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集体生产,大家没有积极性。然后,城里人什么的就开始收农业税,生产能力这么低下,体制下整个把农民捆在土地上,牺牲农民,发展我们两弹一星,发展我们的城市攻略。这没办法,这我们国家体制造成了这种。到现在,今天来说,户口上的歧视,就是没有什么人平等。

说到户口,其实我去年发了一个短评小说,后来想想也都转载了。这个作品是我无意中听人唠磕,我就想象的。一个年轻人,他老婆难产,从亲戚中借钱,借钱以后他没钱还人家,把自家的土地就给了人家经营了,经营权给了人家亲戚了,还不起钱,把土地给了吧。没有土地他吃啥呀?他老婆在村中养猪,然后他就买了三轮车,在北京市昌平南角,突然一条暗语,一个牵着藏獒的富家人,站在那个心血管病,就躺那儿了,紧接着装上三轮就给拉医院去了。拉着一个富人,这个富人呢?后来很感激他,他说,你拉三轮车一个月挣多少钱呀?他说,挣2000块钱。挣2000块钱比种地还强呢?他说,我给你钱吧,你别干这个了,你是我恩人呢,我们俩口子准备去美国了。我这个别墅,还有这藏獒带不走,你就给我看着这藏獒和别墅,你的工资我给你三到五千块钱,然后吃饭,给藏獒买肉,吃饭钱我还给你报。这个农民他在这块儿住下以后,他的富人生活就惊讶了。他说这家人熬的鸡,用枸杞子熬的鸡汤,鸡都扔了,不吃,然后他就偷着捡起了。当着小舅子说,我给你装一箱子鸡,这里面的鸡人们都不吃,还有些肉,还有好香蕉,水果什么的,存到那个别墅的旁边,拿着箱子给包装上,晚上他就用开着三轮的车拉到乡下去吃。

后来这个事情后,他又不满足了。他说他们这么有钱,他就开始偷,一边遛弯藏獒,他一边偷东西。他不敢偷大东西,偷点洋酒啊,偷点玉如意玉器什么的,就这样在偷。他就这样进了小区,但是别人也不知道他,他当着藏獒把皮尔·卡丹的西服穿上了,结果这个人就变了。这么个人,他感觉他是城市人。

后来他去偷一个富人,这个富人呢一下把他抓住了,后来主人家就回来了,把他给辞了。辞了以后说,给他一些钱回家过年吧。他说已经别在我这儿干了,我现在找人了。另外给你两瓶洋酒,回去给你家喝。这回下着大雪,在那些路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小窝棚的时候,他那个电动车已经打不着的时候,放了一年电动车打不着火的时候,他就喝那洋酒。他说,我是什么人呢,我穿着皮尔·卡丹,我是富人呢。你说我是富人吧,我没有工厂;说我是农民吧,我没有土地;我是富人吧,还穷;我穷人吧,我还喝着XO了,我穿皮尔·卡丹了。后来他就什么都没了,刚才我插了这么一个插曲,他缺少了认同了。他跪在雪地里,他喝着那个人头马。最后跪在地里就哭就喊,在那雪地里就喊。他说,我是工人呢,我是农民呀,我是啥人呢,他弄不清,就在那儿喊。

从这个角度我就看提炼素材的事儿,这个人民在想什么,就我刚才说的人民性,我们必须要考虑人民想什么。但是我又想到,作家要想传播好作品,必须和人民心灵相通。你像我最近看的一个访谈,我给柳青看了看,写《创业史》的大作家柳青,他200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但后来他写了以后,就给他稿费了,后来他就遇见了5000块钱稿费,后来出版社查他的底子,查出来,他向中国出版社借了5000多块钱,和打击一大片的人们思想作斗争,保护了一片干部,深得人心。他当时那种情况下,作家与人民站在了一起。就现在我的感觉是我们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就我的身份我可能在我们的省委,我们的时代的时候,我会站在这个视角写。但是我要写农民的角度,我不能站在那视角了,我要同弱者站在一起,用良心来写作。这样的话,我们说可能接近人民性。我刚才从柳青的创作,体验生活给我这种启发。今天的作家,我们是不是在村里真墩的住,从那角度比,我说就这个柳青真的让人敬佩和爱戴。我们现在能把手机关了,在村里墩几年特难特难。但是,是不是有作家还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就可以。这是和农民要打成一片,这是一个农民方面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骨干,我们现在在努力,我们国家在努力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仁义的社会,汶川地震是仁爱的社会,有这样的理想,但是我们社会在权利金钱操纵下产生了倾斜,倾斜了,人民愤怒了,腐败应该彻底解决,但是腐败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解决的,是复杂的。我们党人民都在努力,作家怎么面对呢?我们还应该顺应人民的要求,有理有据,坚持正义,敢于直言,艺术再现人民心声,其实这是人民,也是对党的政府的希望。我们作家有勇气直面惨淡人生,引起大家的注意,否则就是失去人民的希望和信任,作家应该有这个勇气。在创作的时候,还要敢于直面人生。

文学的生命就是心灵沟通,没有心灵沟通就没有心灵碰撞产生共鸣,也就没有好的文学。这是沟通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对人的追问,坚持勇敢的追问。坚持进行勇敢的追问,用光束照亮黑暗世界。作家要了解人内心的冲动,唯有内心这颗挣扎的心才能产生杰出作品。人在苦难中前行,与苦难抗争,倾听人们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这个我讲的这个题,结合我的感受谈文学的特点。这是作家内心中不能丢掉人民,这是这个。

后面的题儿是艺术创新已经自然,我的晚报拉的这个题儿,是艺术创新还有文学资源、精神资源。我们说到文学要创新,文学这个文本,就是小说的文本,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引了不少的先进技术和我们的泥石流等等。这种形式不断地创新,特别是在技术层面有了成熟的引进,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文学技术在前进。好的小说有三个特性,第一虚构小说特性之一,写小说必须有丰富想象力,写作特性。如果你就实写实,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刚才我说那事儿,老人护忠打死了,完了,往下走就完了。后面坟出来一个洞,再把洞挖开把尸体埋了,在大槐树底下有一个小毛孩儿,在那里吼。吼上三天三夜以后,太阳出来之后,猫耳朵瞬间变成了翅膀,飞向太阳,这是考验的想象力,这是一个想象力。

我以小孩儿的视角来写的时候,非常灵活,而且他的程度是这个老校长的灵魂在看这个世界,文化的角度,这老校长是文化,中国的文化,不同是文化,稻田水稻文化,都是文化。有的想象虚构,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

我们产生的想象力是因为这个小泥人对话,是个瞎子,你为啥说他不是瞎子,你到黑夜打着灯,去坟地里去。瞎子打灯有什么用啊?他有用。他说,我是看不见,看不见灯笼,看不见这世界,但是别人能看见我,不至于跟我相撞,他是给别人打的灯笼。而且他打的灯笼,村里的民俗,谁家人死了之后瞬间的时候,血凝固之前,扎一针,我说我们那个情况,然后取身上点血流下来。然后放在一个碗里,然后活上泥沙,长城脚下的泥沙,和成泥,然后照着模样捏成小泥人,车在坟头儿。这样以来,我们把瞎子嫁接了,这就是考验作家的想象力。瞎子打着灯笼,每天要在坟地里跟那鬼魂说话。然后我那个土改也好,当年那个历史的部分,都是瞎子跟狗在对话中展现出来的。这样的话,我就弥补了历史,用吸引的方式把这故事带出来了,我叙述的自由了,就是我的想象力。

第二,要有很好的叙述。这是刚才说到的创新,好小说就有好的语言,我们的老态语言真正要用好,而且语言还要创新。这三个特性涉及到文体问题,今天很多作家这类问题探索创道,使小说形成的变化。我们知道,文体是题材和分管,就像一个人的形和神,作品风貌陈旧的话很难到今天。特别是长篇小说,我们要有文体知识,但传统的追求我们要注意史诗意识,注重结构形式和这种单一的结构形象。我们举例子,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了,就有两个,也是这个视角,起着这个作用,几十年的一种充分的事实。

是从少平隔两个蔓延整个社会,也是这个情况,具有社会的广度,又有生动的环境。正是这种结构,一个人物开始,然后到一家庭,一个群体,然后写到人与人,人与家庭,然后人民运动的情况分三条,两条近景的主合流,远景河的河流,有河流也有河床,也和过去的混合一起流动。安娜追求幸福生活,他追求个性幸福,个性张扬没有错,他在最后不断绝望,受打击后卧轨自杀,他是在精神探索。个人面对改革,它得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现,不断失败,在决断中失败,最后构成另一条线索。这两个结构,构成了安娜的史诗结构,史诗体系品格。就说这种结构不行,我们的重复进展已经有了,再写的话就落入俗套了,现在这个创作真是固定视觉和情况已成就了,文学的辉煌印象当中,但是我们今天必须创新。这种结构是好的,同时也是笨重的,我们看写读感言,他用了30多万字,他用了孤独的灵魂,穿越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四到五代人的命运。他古代的那个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结构形式,新的叙述方式,这就是创新。

长篇小说的时空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限的和无限的。古代有长河式的,像正向的描述,把时空打乱切碎,跳过去后或横向切入。我这次写日头,我就从横向切入跳跃式结构,40年我不愿意从正面开始写,从那个文革写到大包干,有那个80年,81年大包干,然后再涉及到那个城市改革,涉及到土地三年不变,土地的扭转,这个过程中,如果一年一年写的话,很可能造成这种陈旧的一种形式,陈旧的表现。但是我用十二类,因为我找到了驻中的村子,这是产中的,我就想到了十二类,十二个中。我们中国文化有个中十二类,十二结构,代表了二十四个节气,同时还是二十八星宿。钟声一响,二十八个星星就在闪耀。二十八个星宿,每个星宿代表着个人,肯定有这种结构,一个人代表一个星星,一个星星一个性格,我这二十八个性格也就随着星星诞生了。

这样看,创造了费用的一个太阳、星星、土地、河流、钟声、槐树,这么一个空间时空,然后在找到了一个,所以每个人物都是一种象征,它就造成了巨大的意向。应该说意向我在打碎时空切入,一个钟,洪钟有洪钟性格,洪钟是很宽广的。我这种叙述完全是那种气势的叙述,赶到移格的时候它是忧伤的,他是回头那种忧伤告别的那种东西。那你这个章节我叙述,忧伤的曲调来叙述这些故事。在打碎了之后,合成二十四节气的话,就构成了一个新的艺术时空。作家都在创造嘛,是吧?我还写过一篇小说,说的是结构上的创新。在整个小说开篇,我还有一个短篇小说,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带有民族特征的关键词。说的话,这个关键词,我就把它有一个注释,后面有的四十九个关键词,四十九章,就是四十九个关键词的注释。我解释就这几个词就把这个带出来了,这么样个结构。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一个短篇小说来说,先把人扣住,抓住。扣住之后,人们对这短篇小说干嘛要写这个意向,没有解释透,它就当成悬念,这有解释的,后面章节的解释海盗,海盗是啥呀?非常红的海盗。解释就要把人物故事带出来,人物连贯就穿起来了。整体曲折的故事,就是在结构上创新。不管读者怎么看,这长篇小说来说,结构上有新意,他的努力就是认可,有新意。只要有新意我们的努力就没白作,我就说到了创新,就是在有限的时空内表现无限的内容。一百年的土地从远古开荒到解放战争,到抗日,到解放战争,到土改,到今天几百年的历史,有限的时空内把这无限给表达出来。瞎子本身看不见这个世界,我给他赋予了一个鹰,神鹰啊!老舍老作家写了一本《雏鹰》,鹰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它是动物的王者,很有气势的。40岁左右它有一个蜕变,不蜕变它就死了,它必须在半年的时候在山岩上把它那个喙嘴从山岩把它磨掉,必须用新的嘴把自己的羽毛一点一点拔掉,然后带着血淋淋的再长出新的羽毛,再走向人间,抓兔子,抓老鼠,才能生存。如果蜕的时候它的翅膀飞不起来了,那个嘴张不开了,蜕变。

而我写的老鹰,有两次蜕变,在70岁该死的时候又蜕变一次,就活到100岁。在100岁蜕变的时候,这个鹰很安详地死在瞎子怀里。我给这个瞎子和那个鹰用进行了一次蜕变,瞎子跟那个鹰构成了一个天然的联系,就是什么呢?这个鹰说话瞎子能听懂,鹰咕咕咕咕叫,那个瞎子挨着它,瞎子也就听懂了。就跟我说,鹰就是瞎子的一个眼线,就他俩能交流。后来,这就打开了鹰和视角的问题,来叙述这个 麦河的故事。

文学的统一,甚至与人类情感意识的沟通。我们说莫言获奖,咱们就讲这个例子,莫言作品,还有人类历史,莫言说到的老井给他放,张艺演的,《红高粱》电影,张艺谋导的,外国人他能行,对红高粱有共鸣,看老井的后面,很忙的。我们中国人看老井以后挺震撼,为了这一口井,这几代人的生命非常的沉重,我们深深地思考我们的民族,承受的苦难,我们有共鸣,老井的好电影。外国人他不这样,原因区别在《红高粱》写的人类生命的东西,野性的美,生命力,还有外国人共同的情感能沟通。外国人不喜欢老井,喜欢《红高粱》,把奖杯给了《红高粱》,没给老井。这个专家,评委就说,看不懂老井,能看懂《红高粱》。

最后我们讲到我们的创作,要有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要有站在人类的高度。只有跟人类的精神的连接点相沟通,取人类的共同理想,我们创作才有可能突破。告别事实性的反复性,这样来看,问题的症结还在于长与短,开发艺术可能性。我们读过《百年孤独》等几部作品,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成绩。文体的转变,由重视外部世界,描写内部世界的转变,由情节性向精神性转变,还有写人,开辟人物内心世界。法国有一个作家说,现代小说的本质而言,就是精神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寻求突破,必须从生活化的故事脱离出来,向心灵层次跃进。因为人的内心是丰富的,心中的世界是宽广的,我感觉到这个文学创新。

再有我说到精神资源,精神的资源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有人回忆,当下文学情况感觉文学有问题,我们失去了对文学的热爱。或者说根儿上就是重视建设首先是精神性,我们好多的作品都没有精神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复制。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精神性普遍忽略,无法面对巨大精神问题。这与我们民族缺少信仰有关系,我们不信教,是精神现代文学的高度,信仰能给文学带来精神的东西。精神缺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困难、精神背景、生活方式有关,我们中国人缺少信仰,这个生活方式,而且造成我们现在的道德低下严重滑坡,还让我们这个总书记来说八荣八耻,我们都应该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可耻的。还用强调,就说明精神严重缺失。强大的精神不能凭空而来,它有源头,前面提到了这个方面有限,作家吸收好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是精神资源的提供者。我们作家在消耗着精神资源,我们的文化,好的文化,精神文化,同时我们要提供精神资源。

文学的力度最终体现在精神气度上,我们作家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精神层面两个问题,一个是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作家内在的精神能力。艺术能力仅仅是一种诚实的劳动,主席在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扎实生活,诚实写作。现在我们还遵守着这个原则,扎实生活,诚实写作,诚实劳动。作家只有诚实的劳动,才能有所收获。某种意义上讲,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主要是毅力和劳动的产物,诚实是积极的心态和敏锐的艺术感觉。有时候内心的活跃和激烈,外边是平静的。莫言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自己的血肉连通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这其中就要求我们有充分的精神资源,作为动力。

通过事件本身挖掘,寻找精神力量,建设思考中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这还是有可能的。我们除了看见生活中的丑和恶,腐败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人类的道德力量,价值的秩序,人们的关怀,找到新的精神增长点,寻找至高的精神境界。感受精神的阳光和雨露,写出我们民族的大悲哀,大欢喜,写出对我们人性的真正考问,就是这个讲到精神的成长。用劳动观点来看创造,精神成长离不开土地,人不能腾云驾雾,就应该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不能复杂,糊里糊涂陷进去,还是精神灵魂的超越。作家亲临现实,还不能被现实淹没,在现实中寻找精神之光来照亮我们的文学,我感觉文学的功能在于通过人的灵魂的审视而达到人精神的关照,文学应该建立在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层面。

我们举些例子,我们还回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写了十几年,我查资料的记载。为什么说现在的长篇小说没有经典,我们现在的创作时间有问题。我们是一个讲究速度效率的时代,转向 现在的时代,要求要快,这个出版社等着印刷,等着上市,这个书正赶形式,这是速度时代。另外,家里等还房贷,这都需要你的速度,需要的时候你出不来,年底还贷款也还不了,这不行,所以说这个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很好的镜子。

我们讲速度时代,速度跟我们创作好像是最大的天敌。速度容易出乱道,效益容易出乱道,就是天敌,它们两个是敌人。速度和效益,小的我们就掺进写作的镜子,历史是最好的镜子是吧?《战争与和平》是从1863年写道1869年。我们看这个数字,一般才写道1869年,可见当时的创造。另外一位是从1873年写道1877年四年,《战争与和平》是四年,《复活》是1889年到1899年十年。其中《战争与和平》它复原和抄改,写的时间短。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都是血,这不是妄言。曹雪芹,他生命的见证,写那些年。我们现在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大师,前辈的这种精神,其中也确实是他夫人给他超改了7遍,曹雪芹用生命,我们现在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大师,前辈的这种精神之间的情况,其中这也是切实到精神资源问题。有一些小说缺少勇气,缺少反思情怀和批判意识等等,其实这一切都是要有精神资源做支撑。现实的创作需要精神资源,但绝非是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就是我们说到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是审美距离。我始终关注精神的时代,好多作家研究历史,喜欢钱,我是近距离反映时代,我有一个对现实的迷恋。但是一个致命伤就是,离现实太近了,它的审美距离就拉不开了,容易跟现实混战,这是作家面临的巨大挑战。你现实拉不开距离,审美距离就容易大打折扣。但是又不绝对,我所面对的难题,我来进行探索。长天完全有可能对当代社会问题,时代风貌作出及时出色的描绘,引起读者的共鸣,

日本有一个作家说,好作家应该关心这个时代,因为时代急速的变化,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每天生存的这个变化的空间,表现当下巨大的难度,我们作家在处理历史的把握。我们说解放前写的过程,风云变幻一直写到解放。从抗日战争国共,国共战争一直到解放,它都定性了,这个距离拉开了,我们很快给他概括,很容易概括,但是我们作家冒着巨大的风险来概括今天的改革,从改革三十年的概括,单从五十年的概括,可能我们能很准确地概括这个改革的阶段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怎么样的地位就有了。我们现在要写建国,作家冒着巨大的风险,有巨大的挑战才会有创作的兴趣。反正我是特别愿意承担这种挑战,面对当下现实有很多迷茫,面对现实我们要提出新的视角。曾经有人提出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说:把当下现实他者化,在非他者化的前提下,让咱们历史出现,历史观出现新的主道,新的历史观。如何获得新的导向历史观,要求作家对时代进行身体把握,就像我说到的,现在农村争权,那还有大款,就一个村还有上亿大款。有的人是真富,确实还有吃饭很困难的穷人,我们要对农村走一下。

这个矿山,矿的资源,哗哗都挖走了。有一个人得了病了,他被留在村里了,大款住在加拿大,村里大款在加拿大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村里和他一起长大的穷哥们,跟他一起干矿的得了病了,差点死去。这样的现实,我们怎么概括呢?怎么概括?同是这个村的人,去加拿大了,户口还在村呢,都是这个村里的人,两个人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一个是穷的,一个富的,我们面对的这种巨大的差异,如果说我们村全富了,敢说吗?不敢说。我们全穷的,敢说吗?他不敢说。这种情况,给作家概括的时代,整体把握的时代确实出现了巨大的难题。但是我们还要概况,不概括是不行的。这就又回到了还得靠我们的思想性和精神资源。我们的作家一定要关注精神成长的话题,就是精神资源问题。面对琐碎的生活,我们要站在一个高度来概括。我们只相信他不行,不相信也不行,盲目妥协还不行,我们要进行追问,要进行灵魂的追问。当中的引用、阐述等观点,我总是努力进入社会的灵魂。 我们遇到的题材不管多么黑暗,多么阴冷,多么残酷,但心不能冷,不能绝望,我们要博爱,要有菩萨的心。用阳光照亮冷漠的世界,从而提升我们人类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作家为给世界提供精神资源的一个出口,没有别的,就这一个出口。所以作家著作好与坏,就考验我们,一个作家对这个社会作品的质量,这是说到了这个精神资源。

说到最后一个题,大家提点问题。我怎么一个题是文学应该关心人民的冷暖和精神需求。

实际上刚才也说了,关于人民性方面,这个问题是人民的精神诉求。刚才我不说到了吗?改革的巨大震荡,我们每个人都要追问。我们今天的访谈,问幸福吗?现在所有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孙悟空万年长》《幸福密码》《老大幸福》全是幸福,反复强调幸福,可是我们现在不幸福。

我最近的电视剧《平安是福》,我编剧的,是一个农村喜剧片。这个喜剧片,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在放的时候主要考虑批判精神,什么情怀都没有。这些就是家长里短,乐和,全是乐子。我们就探讨,我说你写的焦裕禄,你演谁也好。你把你选中的这个剧本,你演这个老狼,老狼我塑造了一个农村警务室的一个退休的警察,他说他原来是派出所管户籍的。没逮过小偷,也没抓过案子。退休之后,咱们公安部有一个指示,要一个村配一个警察,建立警务室,这是三年前公安部统一的。没人了,人不够,退休的人返聘回来了,警察老狼回来了。他管户口的,应该做专业户,他老爷还没死,他就消除了,正化疗就消了户口。取消户口之后,就把户籍老狼在三年前给消了,正是这样的情况,后面就给消了。老狼的眼镜不好,老看错行。看错了行了,给消了。

一进村,正好这个妇女养鸡的专业户,跟着养狐狸,养狐狸那家的邻居,鸡老打鸣儿,狐狸睡不着觉,狐狸最近不长肉,两家打起来了,掐一块儿了。老狼就调解这些矛盾,我说整个戏都是调解,都是保一方平安吧,平安是福,营造这种和谐氛围。我们看这些需要,现在我们大家那么累,打开屏幕,再不看点乐和的,本来压力这么大,再不乐呵乐呵?

但是我在追问什么情况呢?中国到底有没有,现在中国人有没有真喜剧。我始终打这种中央台剧本讲座的时候,就有人在探讨。我说农民内心真乐呵的了吗?有没有真喜剧?我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这个乐,这个戏我肯定要写乐了。场场都要有炸点,都有笑点,可能有炸点,但是我感觉这个乐不是内心里发出来的乐,还是外在的乐。但是我们也有需要,我也去写,看到这个作品。如果现在人们的精神困境不解决,人们的贫困不解决,不行。你这个农民写的一个什么呢?因为半斤豆腐两口子打起来了,媳妇儿跑了。你说如果富余的话,夫妻打揪头发下来了,还是穷啊,戏里有这个戏,我们给制造乐子。但是我们从根儿上找,我猜想,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媳妇儿就是因为打架跑的。警察骑着摩托车从亲戚家劝,回来以为怎么着呢?骑摩托车回来给栽沟里去了,就是这意思。就这个喜剧,现在我们的心态,不是内心的喜剧。

但是我们需要它来调理我们的精神,是这么个需要、需求。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反映人民的心声,怎么反映人们的心声呢?反映人民内心的心声,累了苦了需要乐呵乐呵。我们要深层次思考人们的心声,告别苦难。这个也是心声,但是我也说到这个问题,都是心声,质量不一样,它的艺术品质不一样。看这个笑笑就完了。这类作品我们是要进行追问和思考的,多年以后,考察我们现在中国人民精神质量的时候,看我这个作品,可以看到我们现代农民真实的生存质量,他的精神状况。艺术价值是这类作品,这是我感受到的反映农民的心声诉求。我说到刚才的戏,有一个体会。从我切身的体验感觉到,还有说到人民的心声。

还有一个是典型性问题,我们现代小说把普遍性留住,现代小说,我们现代小说新的意识,不管普遍性。我们传统小说,传统方面是在典型当中的典型人物。只有典型的,我们才有概括率,才有涵盖率,它典型吗?是吧?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心声,但是我们特别强调个性化。这就要求我们作家有一种对生活的反抗意识,我们在强调主流的形态的时候,作家如果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就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思想,有好多是陈旧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幸福片子,包括我们看焦裕禄这个片子,我们在看的时候特感动,但是他的观念是陈旧的,我们还在呼唤清官好人。跟着我们现在思维,我们要呼唤一种制度,我们这个制度就像一个机器一样,我们生存的人就是好人为生产线。坏人对这个生产线都淘汰出局,我们有个自动限制的话,我们好人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只这么一个好人,一个好干部,我们在这个土地上,说好一阵儿就好一阵儿,其它的就差一点。我们要呼唤一种体制,现在的体制,真正来制造阳光,制造美好的,制造好人好官的体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世界才能有个拓展性的进展,才能越来越好,这是我说到的这个。

正因为这个是陈旧的思维,呼唤清官的思维,这是陈旧的思维,我们就更加呼唤真理,真相。一种过时的词条,一种老百姓不明白的东西,我们拿这个还在津津乐道的时候,我们作家要反思了。你还是不是被这个时代淘汰了,你的反抗意识,你能不能为这个社会,为文坛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哪怕新的一点点。创造影响大家上大台阶的是创新,创新就是我们说到的,还是说精神方面,精神力量。创作中生活太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保持一种仰望星空的姿态。我们强调文学,现代文学重视精神性了。刚才说到了精神资源了,作家不能被现实淹没,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精神衰弱的表现。精神表现在什么呢?现在我们的理想就是金钱对人性的异化,文学缺少整体思想追求。不能赋予哲学思想和哲学深度,二是不能把笔触通过现实的描写写入到历史人性,生活的主题中来认知。而是把问题表象化,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说写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提倡领导干部要下乡,这个干部下乡。到乡村之后,这些问题要解决很穷,领导干部帮着引资招商项目引资进来让他们致富,帮村里解决问题,最后就累的这人得癌症了。得了癌症以后就死在岗位上,然后给他命名一个称号,在大会堂讲讲过去的事儿,大家掉点眼泪完了。

它这样一个模式的话,包括我们现在看的一些影视,现在的警察形象是好人,好人形象。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故事,但是作为小偷来讲,作为文学来讲,这样写的话,仅仅是现实问题表象化,仅仅写了他这么一个好人的故事,雷锋的翻版。生活的缺点,我们可能给他点生活的毛病,给他点缺点,但某种程度还是翻版。文学作家要是打碎的东西必须有这个意识,这是我感觉要从人性生存,人间人的角度来考察他,这些灵魂和精神。你说这类人咱们说是好人焦裕禄,还有其他的一些好人同志。包括我写的老狼,也是个好警察,肯定是好人。这些好人,你从另外角度剖析他的时候,他内心一定还藏着另一个自我,只不过没给你呈现给大众。他们有苦恼吗?他们有泪水吗?有。文学艺术手段单一,不能创造精神复杂的高度匹配的一种形式,甚至出现与市场合谋,与现实利益合谋,丧失了人文性和批判性,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问题,这种创造就缺少了人文性和批判性立场,很难达到文学的高峰,这也是一个原因,作家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才能找到突破。

精神性的建立,它需要几块基石。时间有限,我就简单说一下。第一块基石真实性,我们认为客观真实,是不是主观真实。小说在细节中情节发展中是不是合情合理,是不是我们给读者建立一个真实的世界,感觉是真实的,你不真实读者不接受。第二个基石就是构建批判性和真实性的追求,以及批判性的强调。结构现实意味着结构现实的重要性,让那些假丑恶的行为无处藏身,必须审判,没有任何谴责,实际上这是相对批判功能的方面,社会批判对小说的艺术表达紧紧相连,这是第二块基石。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这两块基石得到了,可能我们会更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才能写出我们真正的好作品。我本身创作也有缺憾,但是我明白了这些道理,但是眼高手低,写作品时也是这样那样,也是不足。虽然不足,但是我们不能不明白,明白了之后,我们就朝着目标前进,100里的目标走了90里,90里路我们走了60里地,我们也知道目标是对的。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只要往南走总能碰到锥鞋的。这个土话是什么呢?往北走是补轮胎的,你往北走;你想锥鞋往北走,见的是补轮胎的,鞋是补不了的。只要往南走,总能碰上锥鞋的。

因为时间有限,我的讲话不可能说那么细,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希望与大家共勉,祝愿大家生活幸福,写出好的作品来,另外多读好书,关心我们河北作家作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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