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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路标和方向的俄罗斯文学
发布时间:2015-08-05作者:李建军 关注度:[]来源:河北作家网

日前,河北文学院举行第十二届作家签约式,有47位合同制作家和6位联系作家成为新一届签约作家。李建军先生应邀在河北省作家协会报告厅为签约作家进行了一场富有深度的文学讲座。全文如下:

在这样一个春天,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文学,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来之前,李延青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来讲俄罗斯文学。就西方文学格局来看,俄罗斯文学是四个伟大的黄金时代的一个代表。古希腊文学、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文学,第四个,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就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俄罗斯的文学成就很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还要谈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近现代以来一直到现在,对我们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就是俄苏文学。无论是我们做为个体作家的写作和文学的意识形态里,还是在官方的文学理念中,都留着这样一些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的因子。所以我们今天谈俄罗斯文学,一方面是研究它的伟大的经验构成,另一方面也是做为一种镜像,来观照和反思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中存在

的问题。

《金瓶梅》里面有一句话,叫“学好不能够,学歹登时就”。我们学习俄罗斯文学中经典的好经验一时没学到,苏联文学中坏的东西,却很快就学到了。我们经常会有一种焦虑,就是为什么我们时代的文学成了现在这种样子,原因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也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之后的苏联文学——我叫它“黑铁时代”——的影响分不开。

我今天以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他的一部作品,做为一个考察的范本,来谈一谈。在黑铁时代,有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一己之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影响和改变这个时代萎靡不振的状态,或者说用经典作品的伟大经验来矫正这个时代的文学。这个作家,大家应该不陌生,叫帕乌斯托夫斯基;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金蔷薇》。这本书用一种家常、亲切、谦逊和朴实的态度,娓娓道来。帕乌斯托夫斯基通过他自己的写作告诉读者,告诉在学习写作的人,文学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写。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真读过这本书?在我们国家,这本书至少有四个版本,最早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白色封面的版本,后来像漓江、上海文艺都出过,好几个译者,好多种版本。这是一部值得反反复复去读的,既是创作性的著作,同时,又是最高明意义上的理论性的著作。从个性和精神气质来看,帕乌斯托夫斯基是最接近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的“前苏联”作家。他热爱大自然,有教养,尊重女性,富有人道主义情怀,怜悯和同情一切,包括自然、人和动物,完全没有后来革命时代的那种阶级偏见,那种斗争的激情,那种试图改变一切的傲慢。

帕乌斯托夫斯基一直活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十月革命,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还能活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他不仅在苏联,他在整个世界文学界,声望地位都很高。比如一个叫马克•斯洛宁的,美国的一个俄罗斯移民,写过一本书,叫《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本书在西方影响非常大。他评价帕乌斯托夫斯基,是这样说的:他对新一代作家的影响相当大,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两种版本,每版30万册发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选集和无数次再版的小说,销售数量都创空前记录。他在人民中的形象一直是高大的,因为人们都知道他勇敢地保护过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并抗议他们的被捕和流放。

大家也许不知道,前苏联有那么三、四位作家(包括海外流亡的)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但是,苏联政府给瑞典皇家文学院施加的压力非常大。我们老讲“诺奖”是独立的,其实它并不独立,也很难说是纯粹和独立的。它绝对是与经济、政治、外交等因素有关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帕乌斯托夫斯基本来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因为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进行阻挠,所以,瑞典皇家学院就没有让他获奖。1965年,他们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肖洛霍夫。当然,《静静的顿河》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配得上诺奖。但是,肖洛霍夫这个人,在人格上是没法跟帕乌斯托夫斯基相比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从来不在政治上投机,也从来不愿意向权力谄媚。帕乌斯托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立场、精神原则、价值理念,在黑铁时代生活里也努力按照黄金时代的精神法则生活和写作的作家。他的时代不喜欢他,他也不可能喜欢这么一个冰冷的、蔑视人的尊严的、扭曲人的个性的时代。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文学像这个时代本身一样,太冷、太硬、太傲慢、太激烈,刻板而粗糙,俗气而狭隘,既不熟悉人类生活的精神法则,也不熟悉人类情感的奥秘,既缺乏人道主义的温情和慈悲,也缺乏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

德热拉斯(密洛凡·德热拉斯,也译吉拉斯),南斯拉夫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写过一本书叫《新阶级》,这本书在1963年作为白皮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他尖锐地批评《青年近卫军》。我们之前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经典作品来读,实际上,它是一个问题很大的作品,按德热拉斯的话来说,就是太肤浅、太公式化、太平庸。大家经常提到的一本指导青年精神生活的圣经类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问题更大。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一时的文学和永恒的文学——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评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一时的文学,是为一时的政治和一时的功利目的服务的文学。尽管里面充满了为爱情和为人类幸福献身的道德高调的话语,但本质上,它是反人性的,是缺乏宽容和爱意的文学。这本书出版后被翻译成61种文字。在中国,从1942年翻译过来,到现在为止,一共印刷了57次,前后加起来得有480万册,也就是说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都读过,在某种程度上都中过它的毒。现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俄罗斯的教学中已经拿掉了,根本就不提它了,也不再版了,人们也不再读了,——关于这个,我是有客观的资料来源的。不细说了。大约在1998年,在国内,关于《钢铁》有一个激烈的争论: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好作品?南京大学外语系的教授,中国社科院的俄罗斯研究人员、北师大的教授,形成了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两派。一个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就认为,应该尽快地把《钢铁》从中学生必读书目中拿掉,因为它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和情感培养都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钢铁》里面宣扬的是一种充满了阶级偏见的、充满了仇恨的、狭隘的对待生活和人的态度,它是革命时代、特殊时代的产物,是非正常时期一个非正常的结果。比如像保尔,他厌恶一切,因为他家里穷,他判断人,只是看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他爱冬妮娅。冬妮娅长得很漂亮,很有教养,也真心爱保尔。但就因为冬妮娅的父亲是一个林务官,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保尔就认为她是有问题的,他不能去爱她。还有一个小男孩,家里有钱,保尔就骂他是狗崽子,就要去揍他。而且,一看见有钱人,保尔牙根就痒,拳头也很痒,就想打人家。有个有趣的细节,有一次,保尔跟他妈妈说话,他妈妈老嫌他不找女朋友,他说:妈妈不要急,等我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消灭了,我就会去找女朋友,而且我要解放意大利,我要把你送到意大利的南方,那里没有冬天,只有阳光、大海,很温暖,我要让你去那里养老。大家想一想,意大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凭什么把人家的资产阶级都消灭掉,你凭什么把你妈妈送到意大利的南方,去那里享受?这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野蛮的占有吗?这不是对人家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伤害吗?而且还要去南美解放那里的无产阶级,这种疯狂的想象,这种对于人类和世界的疯狂的想象都是病态的。现在人类生活前进的车轮早已把它碾得粉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表现出来的病态,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不能接受的,是一种从情感到人格上的病态和狭隘,不健康,不正常。

在前苏联,一旦社会生活正常化,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比如,斯大林195335号死掉了,这个日子就是苏联人在精神、在文化、在思想上解放的日子。这个人死了,俄罗斯人的生活就完全变化了。因为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太恐怖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会随时来敲任何人的门,甚至是半夜里。到了1956年,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彻底清算斯大林,审判斯大林。

帕乌斯托夫斯基很早就感受到了苏联文学的危机和内在的残缺,他写《金蔷薇》就是要矫正这个时代的问题。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情感非常细腻,非常温柔,非常丰富,他曾经谈到哭泣这个概念。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眼泪的时代,人非常的冷漠,现在的电视剧,都是闹、打、吵,人成了没有感情的动物,什么时候看到他们在安静地思念,安静地忧伤,安静地流泪?他们不懂得安静,这个民族患了一种近乎绝症的浮躁症、狂躁症。帕乌斯托夫斯基谈到哭泣,他说海涅有一次去卢浮宫,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维纳斯雕像前哭泣。我觉得哭泣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种特质。动物也会哭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猴也懂得哭泣。但人类的眼泪包含着人类全部情感的丰富、诗意和美好,所以,眼泪这个东西对人类来讲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对文学来讲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海涅哭什么呢?他哭人的完美遭到了玷污,哭通向完美的道路是艰辛的,遥远的。海涅是德国的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的作家,他在断臂的维纳斯雕像面前坐下来哭泣。然而,被玷污的文学,在苏联时代的文学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可以把《金蔷薇》看做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哭泣之作,他是在为俄罗斯文学的不幸而哭泣。

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来说,整个苏维埃时期的文学都是让他失望和不满的,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不仅仅切断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在技巧上显得拙略,而且,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思想上是盲目的,就是按照给定的思想来创作。在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里面,有个派别叫“无产阶级文化派”,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左翼的文学组织,主张文学就要接受来自党的“社会订货”,党让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看来,这些作家就像瞎子在写作一样,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眼睛,没有自己的大脑和心灵。所以,他说,我们有不少书仿佛是瞎子写的,可这些书却偏偏写给明眼人看,这就是出版这些书的荒唐所在。我想说的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早就发现了苏联时代文学的问题,他写《金蔷薇》,就是要纠正这些问题,要改变自己时代的文学风气,就是要拯救那些被玷污了的人的完美。他要告诉整个苏联的读者和作家,什么样的文学是伟大的文学,什么样的作家是真正优秀的作家。一个作家,必须是有个性的。一个没有个性的作家,他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他不可能发现生活中的真理,另外他的情感也必然是没有特殊的意味的。但是,在那些不正常的时代,首先受压抑和被束缚的,就是人的个性;有个性的人最吃亏了,有个性的人最不受待见。

苏联有个流亡的哲学家叫别尔嘉耶夫,他讲:“一句真话的重要胜过整个宇宙”。当然,他是在强调真话的重要性。真的东西只能来自于健全的个性。所以,帕乌斯托夫斯基提倡这种自由精神,鼓励这种自由精神。他把文学当做良心的声音,把作家当做一群富有特殊使命的人。我们知道,在苏联,人是长期被当做工具的。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里,主要讲的是党的文学,他在1905年写了这篇文章,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还没有获得政权,革命还没有发生,但他已经在组建自己的党,而且对党的作家有了党的要求,要求作家做党的机器上的螺丝钉。这是个很形象的比喻。获得政权后,所有的作家,党员和非党员的,都毫无例外全部都要变成螺丝钉。这就等于要把作家变成无个性的人,不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张。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看来,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他一再讲,作家不要屈服于苦难,不要在障碍面前退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作家都不能间断自己的事业,这事业是先辈传给他们的,托付给他们的。他说,要是文学沉寂了,哪怕只有一分钟,其后果的严重性不亚于人民的死亡。他是把文学看得很高的。为什么?因为文学能最敏锐地感受和表达一个时代人们的情绪、愿望、诉求。这就是作为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不同于那些功能性知识分子、学者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尊重诗人和作家呢?就在于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对自己自己时代的精神痛苦,能够为自己的时代的生存的困境提供一种诗性的力量。所以,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源出于一种召唤,召唤人们,给人们力量。任何时候,优秀的作家都不会召唤人们去做一个墨守成规的匠人;只会召唤人们去履行天职,完成艰巨的任务,给人精神上的感召。所以,帕乌斯托夫斯基强调作家的个性,强调作家对人类心灵生活的意义。

《金蔷薇》中有一篇文章,叫《白夜》,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说:只有不失去自己个性的人,才可以当作家。这句话非常重要。在列宁关于文学的文章中,在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个核心性的观念,叫反对自由主义。大家想一想,自由主义跟什么关联着?跟个体人的意志、个性,跟自由相关。反对自由主义,就等于规约、束缚、压制人的个性。中国现在的作家很多,实可谓如过江之鲫,车载斗量,但是,有个性、有自由意志的作家很少。大家都已经把无个性的服从变成了一种习惯。帕乌斯托夫斯基是有个性的。他拒绝服从指令,拒绝参加任何突击队的写作。余秋雨参与写作的《鲁迅传》,当时叫“石一歌”,就是由十一个人组成的一个写作小组,而且是按照一定时代的规约,给定的尺度来写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永远拒绝参加这样的写作,拒绝加入一个拼凑起来的班子。为什么呢?帕乌斯诺夫斯基认为,人们不可能集体写出作品,就像不可能由两三个人合拉一把小提琴一样,所以,几个人写一本书是不可能的。

帕乌斯托夫斯基反对为了写作去特意搜集任何的素材,他认为这也是不自然的。写作就像恋爱一样,是自然发生的情感,自然发生的事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纯粹出于业务上的动机而去观察,为了写作而写作。他说要珍视作家的时间和经历,以及才能,不能浪费到虽与文学有关却在文学之外的繁杂的事物和会议上。

文学是与他人有关的。写作既是表达个性的、高度自由的创作活动,也是建构与他人的情感关系的精神现象。帕乌斯托夫斯基讲,一个作家既要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要克服自我中心。只有自我,没有别人,没有世界,完全在封闭的世界里写作,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关注自我与关注世界并不矛盾。自我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为了能够洞察一切,不仅要张开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还应该学会怎样才能看见。只有热爱人民、热爱大地的人,才能看见人民和大地。

冷漠无情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看来就是文学之敌,他说,谁冷漠谁就不可能写出一行感动人们的文字。文学写作需要镇定和冷静,但绝对不需要冷漠和冷酷。帕乌斯托夫斯基严肃地指出,莫泊桑是人类种种秽行肮脏的行为的观察者,他善于准确地去描写,但不会诗性地描写。莫泊桑后来终于明白,他如果加上怜悯的话,那就会作为善的发生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们时代的文学缺的就是爱和怜悯的能力。我们的文化之中,古人有不忍之心,孟子讲的,看见孩子从井口掉下去,就会有不忍之心,这是善的人性在一刹那的表现。但这和宗教上的怜悯还不同,怜悯是一种稳定的心理态度,是一种稳定的行为原则。有一次答记者问刘震云,你怎么看待怜悯?刘震云回答:怜悯是一个让我恶心的字眼。我到现在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后来想想,也不奇怪,我们的教育从来没有教过人培养温柔的情感,培养爱和怜悯的能力。我们平常的教育是让人变得冷漠,内心坚硬。这是非常畸形的状态。帕乌斯托夫斯基严肃地批评这种冷漠。他说,我们的作品缺乏契诃夫的善良和严格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就使这些作品减少或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感染读者心灵的力量。

契诃夫最著名、最柔情的作品《万卡》,写的是一个小孩子因为贫穷,离开最爱他的爷爷到一户人家去干活。老板完全不爱他,不可怜他,他给乡下的爷爷写信,写在这个地方多么苦,多么不幸。信封上写“乡下爷爷收”。这是一封注定不会寄到爷爷手中的信,但却寄到了全世界所有读者的心中。文学一定和是个温柔的爱的情感相关的。看《战争与和平》,看到娜塔莎在恋爱中痛苦和焦虑,你就会流下眼泪。所以,培养温柔的心情,对人的同情的态度,与坚守人的个性,是完全不矛盾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从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身上寻找经验,他说,普宁有一个短篇小说,叫《爱的气息》,很有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说这不是小说,而是启迪,“充满了爱和怕的生活本身”(刘小枫的那本《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的书名,就是从这儿来的)。健全的生活,就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生活中一定要有怕,有敬畏。最值得警惕的性格,就是无所畏惧的性格;无所畏惧的人,一定是很可怕的人。大家都知道,普宁是19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的流亡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讲:普宁应该回到俄罗斯文学中来,回到前苏联文学中过来,意思是全苏联的作家都应该像普宁一样写作,要懂得温柔和怜悯,懂得怕和爱。帕乌斯托夫斯基用非常高级的修辞来赞美契诃夫,来表达自己对契诃夫的热爱。他说:“我觉得俄语中可以用之于契诃夫的词汇都已经说尽,对契诃夫的爱已经超过了我国丰富的词汇所能胜任的程度。对他的爱就如一切巨大的爱一样,很快就耗尽了我国语言所拥有的最好的词汇。”大家都知道,契诃夫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作家,在某些方面,他的教养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超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过了屠格涅夫。

有一次,契诃夫去看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是俄罗斯最有才华的作家。契诃夫有个作品叫《宝贝》,女主人公就是把爱变成习惯,她几乎不考虑爱给她带来什么。她结了几次婚,丈夫很快都死掉了,他们都留下了一个孩子,又都不是她生的,但她爱他们,无条件的爱。大家都知道,托尔斯泰有个观念,认为女人不应该有太多的知识,不应该出去工作,女人就应该是母亲,家庭就是她的世界。这部小说里面的瓦连卡非常符合托尔斯泰的女性观、婚姻观、家庭观,所以托尔斯泰说:这是俄罗斯最好的小说,我看着都流泪了。契诃夫一下子就脸红了,把眼镜摘下来不停地擦,说,那里面有几处拼写的错误。他特别害羞,用高尔基的话说,谦虚到了贞洁的地步,没有傲慢,非常有教养,他非常讨厌残忍冷酷的东西。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讲,契诃夫伟大在什么地方?契诃夫出身非常低,他家里穷,生活悲惨,父亲暴虐,经常打他。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卖小百货,卖煤油,他爸爸会把水掺到煤油中去,契诃夫觉得很耻辱,不愿意这样。契诃夫后来的人格为何那么高尚和伟大?契诃夫说:一个人如果了解我是如何一点点地从自己的血液中把那种奴性挤出来,就知道我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人。

契诃夫是一个从庸庸碌碌的小市民,通过个人的努力,完全实现了人格的升华,升华成一个按照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话来讲,具有惊人的心灵美,高尚的性格,沉着英勇气质的人。契诃夫刚开始走上文坛的时候,是一个看起来很油滑的,不很成熟的人。但是到了晚年(他44岁就去世了),整个气质是非常超凡脱俗,朴实亲切的。大家都知道,契诃夫得了很多种病,病痛经常折磨他,必须到南方去。他在晚上偷偷流泪,不让亲人看到。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契诃夫有两个非常伟大的美德,一个是谦逊,一个是善良。谦逊是人的道德力量和心地纯洁的表现,自吹自擂是渺小的卑劣的和智能低下的表现。傲慢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特征。现在流行一句话:有钱就任性;其实,不仅如此,有权也任性,有名也任性,有那么一点资本,我们都会很任性。任性就是傲慢,傲慢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就是对生活法则的不尊重。在西方的七诫中,傲慢是一种罪。然而,我们现在把傲慢变成了潇洒,变成了酷,变成一种好像很优雅的气质,这完全是错误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契诃夫自己非常厌恶傲慢,一个没有才能的作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举止傲慢,目空一切,像一个牧师一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契诃夫作为作家、医生,深刻地理解了人类的苦难,理解了人类对灾难的恐惧,他要求人们仁慈相处,这个很重要。

帕乌斯托夫斯基用普宁的敏感和温柔,契诃夫的谦逊和善良来矫正走入迷途的苏联文学,来帮助苏联作家克服沉溺偏见和仇恨的心理习惯,来驱逐虚妄凶暴的戾气,来改变他们乐于屈从的软弱和平庸的性格。

老实讲,我们现在基本上不会抗拒外来的消极影响,一个错误的判断,一个荒谬的要求,我们几乎不会抗拒;我们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尊严都很麻木。对待自然的态度,就像对待人的态度一样,也是体现着作家的精神状况和人格修养的一个方面。在俄罗斯黄金时代的作家笔下,大自然都是有生命的,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诗性的存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就写了很多关于森林、土地、天空、河流、飞鸟、虫子,大自然中丰富美景的作品,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征服者。我们中国流行人定胜天,这是一种要给自己导致灾难的自然观。一个人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缺乏对自然的诗性的态度,必然会经常在自然面前犯不仅愚蠢,甚至万劫不复的错误。

帕乌斯托夫斯基曾写过一个小说叫《森林的故事》。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俄罗斯的作家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特点,他们不仅能观察到人的内心深处,几乎连人物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细微的情感波动,作家都能够看到。他们会写动物、植物的情感。托尔斯泰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霍斯托密尔》。霍斯托密尔是一匹马,以一匹马作为主人公来写小说,那该有多难。但托尔斯泰硬是写出了这匹马的孤独,失去孩子的忧伤,无处不在的寂寞,以及它的思想。我们的作家连人的思想都写不出来,托尔斯泰却写出了一匹马的思想!屠格涅夫看到这篇小说,非常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嗯,一定是这样,托尔斯泰伯爵前世一定是一匹马,否则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帕乌斯托夫斯基写《森林的故事》,写森林的呼吸,森林的律动,把森林写成了一个生命体。我们可以看到,森林中淋漓尽致表现着庄严的美丽和自然界的雄伟,那美丽和雄伟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森林是灵感和健康最伟大的源泉。俄罗斯大地上最多的就是森林。森林已经成为俄罗斯人的价值观或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离开森林、青草,俄罗斯人就没法生活。大家读俄罗斯作品,都会注意到那里面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像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等等都写到了草原。契诃夫有个中篇,就叫《草原》,写一个孩子要到远方去读书,坐在马车上,走过茫茫无边草原的时候,感受到天空、草原上飞起来的鸟、草原的生命、草原不为人知的秘密,全都写了出来。

但是,面对大自然,前苏联在搞一个疯狂的试验,那就是破坏自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有一篇作品,叫《洞察世界的艺术》。借一个画家的口说:“不知为什么人们现在开始糟蹋和毁坏土地,要知道土地和美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是我们生活中一种伟大的东西,是我们终极的目的之一。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反正我是深信不疑的,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还算得上是什么先进的人呢?”这个画家要传达的其实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自己的观点,面对自然,永远要心存敬畏,要去爱它,要去理解它,要走近它,跟它去交流,要替它说出它不能说出的话,表达它不能表达的意愿,把它看成高贵的生命。他这种自然观也是对苏联文学的一个矫正。帕乌斯托夫斯基特别认同法国作家朱尔•勒纳尔的一句话:“我的故乡在那漂浮着最美丽的云彩的地方。”这是句很诗意很美的话,人的故乡在最优美的自然里。帕乌斯托夫斯基特别强调风景描写。我们现在的作家已经不会写风景了,不会写一条河流,一片云彩,一棵树,一片青草。帕乌斯托夫斯基讲,风景描写对于散文来说(包括小说),并非添枝加叶的东西,并非装饰品。假如你在雨后把脸埋在一大片潮湿的树叶中,你就会感觉到树叶那种沁人心脾的凉意,芬芳和气息,便会沉浸在这种氛围之中,散文也如此,必须沉浸在风景描写之中,简而言之,应该爱自然,这种爱,会像一切爱一样,会找到正确的方法充分把自己表达出来。他讲作家要培养自己的光色感,对光的感觉,对色彩的感觉。帕乌斯托夫斯基自己的作品本身就是这样的。他写《金蔷薇》,描写景物,他喜欢描写秋天的景物,他这样描写云彩:“许许多多被扯碎了的白云,赶着在酝酿着雷雨的乌云前面朝我们奔驰而来。果然,他们正以迅捷的运动,把大地上的各种色彩糅合在一起。在森林的远方,紫红、赤金、白金、翠绿、绛红等等色彩,开始混杂在一起了。”非常美,非常的诗情画意,我们会借助景物,作为镜像,看到作家自己的心灵,温柔,敏感,细腻。这些景物描写就像音乐的旋律一样,拨动我们的心弦,而且它是表达情感最有效的方式。我们读《静静的顿河》,如果没有景物描写,这本部品的魅力就要打折扣。大家要学会描写景物。

帕乌斯托夫斯基通过一个个细致的论述,试图来激活前苏联作家内心的潜存的对自然的一种意识,帮助人们摆脱紧张、僵硬、极端、斗争,恢复对美和善良的、健全的感知和积极的表达。《金蔷薇》试图建构作家的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表达能力、敏锐的感受能力,试图培养作家对人的热情的、爱的能力。

我认为《金蔷薇》是一本教科书,而且不是一本冷冰冰的教科书,是实际操练的典范的教科书。其中,《夜行驿车》是写安徒生的,是一篇小说,通过写安徒生这么一个害羞的、会讲世界上最美丽的童话的、像孩子一样有一颗善良的童心的作家,怎么样坐在从威尼斯到热那亚的列车上,跟几个没有钱的姑娘,在黑暗的、没有光亮的夜晚里坐了一晚上。安徒生很丑,很自卑,一生都没有爱情,没有结婚。就是在这么高难度的、很难表现人物的条件下,帕乌斯托夫斯基写出了安徒生最温柔的心灵和最美好的人格。安徒生到热那亚终点后,是在黄昏的时候,远处响起了晚祷的钟声,这个钟声其实包含着安徒生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祝福。你读完了,你会觉得钟声永远都回荡在你的生活中,永远伴随着你的生活。帕乌斯托夫斯基强调作家的写作对读者的责任,你的作品到底会带给读者什么样的影响?这在《金蔷薇》中多处论述到。

《金蔷薇》还讲到一个个具体的技巧。比如,一个青年作家有一天拿过一篇稿子来,这篇稿子是一部小说,小说写得非常好,可是怎么看都觉得很混乱。用还是不用?编辑部很纠结。这个时候来了个老编辑,老编辑要给他改一改。但这个作者很有才气,也很傲慢,说你不能改我一个字。老编辑说,我一个字都不改你的。拿回去后,老编辑重新抄了一遍,抄的过程中,加了标点符号,该加引号的加引号,该加句号的加句号,该分段分段,一个字没改,但眉清目秀,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作品。拿到编辑部,大家都惊叹,作家佩服得不得了,说你给我的教益我终生难忘。我们现在的作家写作太任性,不愿意遵守具体的规范,包括字词,标点符号的规范。标点符号非常重要,它是有生命、有尊严的。它不是符号,在美学意义上,它是生命体,它具有非常大的、你无法想象的功能意义。比如,冒号和引号,是话语边界,意味着一种边界,客观上是对人物的话语权的尊重,是对读者的尊重。我们现在的小说全是间接引语,作者的话和人物的话马马虎虎一笼统,分不清,理还乱。我很厌恶这样的小说,这既不尊重人物,也不尊重读者。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学意识流小说,意识流小说整篇、一页、两页不加一个逗号,我们认为这就是现代性,这就是很高的技巧。其实不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对读者尊重到什么程度?包括分段,他一定不要读者疲劳。《战争与和平》,120万字,400多个人物,那么恢弘的磅礴的作品,但你读下来,没有疲劳。作者一般不会超过两千字就会中断,另外起一节,这样你就可以休息。这种节奏就意味着对美学规律的深刻理解。美就是善于中断和休止,美就是善于控制节奏和长度。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提到的技巧很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

 

    问:我是一个中学老师,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高尔基的《童年》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你能不能给孩子推荐几本适合他们长成的书?

    答:孩子的阅读和大人的阅读,我觉得,没有大的界限。伟大的文学作品不分年龄、性别、种族、地域、时代,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你说到传记,《童年》、《我的大学》,我觉得读读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三部曲,也非常重要。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非常棒。马克吐温1910年才去世,他是美国文学之父,美国作家受马克•吐温的影响很大。但在我们国家,现在我们知道海明威、福克纳,很少有人知道马克•吐温。马克•吐温的幽默,写孩子的作品,都很了不起,包括他的《汤姆•索菲亚历险记》,也很适合孩子读。还有,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适合孩子读,那种浪漫主义的、纯粹的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给孩子情感上的启蒙,让他们早早感受到什么是真正伟大的作品,真正伟大的文学。契诃夫的小说,写孩子的很多。比如《渴睡》,写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去给别人家干活,抱孩子。老板去看戏了,她太瞌睡了,孩子老哭。她想,我怎么才能睡一觉呢?于是她就掐住孩子的脖子。然后孩子不哭了,她也睡着了,她不知道孩子被掐死了。这样的作品读了会让你觉得很心酸。契诃夫的作品很有诗意,有教养,非常干净,适合孩子读。屠格涅夫写过一个作品叫《初恋》,写一个1415岁的孩子,爱上了一个非常美丽和高傲的姑娘,他不知道这个姑娘是她爸爸的情人。这个姑娘知道这个男孩子喜欢她,有一天,她问他:你敢从墙上跳下来吗?男孩子毫不犹疑地跳下去了,然后就摔昏了,这个姑娘就感动得抱着男孩子哭了。这个作品表达了一种忧伤的、爱的错位,但又非常纯洁,是一种无奈、悲剧的东西。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俄罗斯在美学上有一种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干净。几乎不写性。俄罗斯的最有名的淫秽小说,有的翻译成《纵欲者萨宁》,但这个小说看完之后,你会说:哎呀,这和“纵欲”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性的细节。这要给我们时代的作家,可有的写了!我觉得,不是要规定什么一定不能写,而是应该研究怎么写,写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写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某些中国作家,表现出美学和道德上的双重无耻。他们没有高尔基赞美契诃夫所说的那种贞洁感,不爱惜自己的形象,不在乎对别人的影响。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教养特别重要。教养会告诉你,如何去表达,如何去选择表达什么、不表达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全民性的无教养,这个问题非常严峻,这种无教养让人特别不舒服。

 

    问:《金蔷薇》中还有哪些其他技巧?

    答:我倒是梳理过。比如说,他说:小说要求真实和质朴。文学是一种最寻常、最真实、最质朴的东西,能打动人的感情,以在内心引起健全而正常的情感反应为目的;是人和人交流的手段,是认知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媒介。文学是寻常的,是美的。正因为寻常,它操作起来会非常难。所以,我对路遥评价非常高。他去世一周年,十周年我都写过文章。讲路遥对这个时代写作经验上的贡献,为什么写,如何写,写什么。大家都知道,80年代我们的文学玩技巧,玩花样,玩形式。越怪异、越奇特、越晦涩难懂,就越高明。路遥不跟风向跑,不跟潮流跑。他用最普通的方式写最普遍的情感,而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写,决不跟着想象写,这是他伟大的地方。我们现在是一个放任自己想象的时代,把想象当成文体,这是大错特错的。伟大的作品是根据经验,尤其是自己的经验、很多人的经验写出来的,都有现实感。像路遥的《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早晨从中午开始》,语言都朴实到像泥土一样,但他的每一个字都是会呼吸的、有温度的,都能引起情感上的反应。

 帕乌斯托夫斯基说,没有细节,作品就没有生命。细节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现在的作家,用叙述去代替一切,不写细节。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观察,观察意味着谦虚,意味着向生活本身致敬。耐心地看别人怎么做怎么想,不是我认为他怎么想怎么做,而是他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

     问:您反复讲到到善和美,卡夫卡有一句话,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我对这句话很困惑。您觉得善良和绝望是什么关系,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答:我们这个世界会永远存在善和恶,美和丑。我们永远不要幻想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像天使一样善良的人,没有邪恶,没有丑陋。我们只能建立良好的监管制度,审判制度,惩罚制度,使那些人不敢胡作非为,不要让他们退化成薄熙来、徐才厚这样的人。卡夫卡这句话是含有深深的悲剧意味的。是的,善有时候就是一种令人绝望的东西,因为善在恶的面前很脆弱。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春风得意的人都是恶人。恶是攫取成功最有效、最有利的手段。但是,我有时候相信报应,相信永恒的天理的存在。我们现在是一个没有宗教意识的国度,我们都活在内心没有纪律约束的环境里,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有宗教意识,有对未来的惩罚的想象,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会去做。有对天堂和地狱的想象,世界就会不一样。我希望我们将来生活的精神结构会有大的变化,有真正信仰的自由,有宗教力量的渗透。卡夫卡的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但需要更完整、更体系化的表述。他应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善是一种让人绝望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悲剧的情感、伦理、精神。抽象的一句话很好讲,但要把它系统的论述出来,需要更丰富的表达和更严密的论述。

最后,想提醒大家,一定要经常读第一流的作品,尤其要读古典作品。我们国家古典文学的成就非常高。我觉得中国应该有一门“《史记》学”,从幼儿园就开始讲,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讲到博士。因为在《史记》中,经史子集全在里面,是中国小说、散文、戏曲的源头、土壤和武库。那里面丰富的技巧、想象,语言表达的精美,技巧的完美,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像杜甫的诗歌、《红楼梦》,放到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看,都是第一流的,甚至是排在最前面的。这些作品要反复去读,一遍两遍三遍都不够。翻译的作品,比如说《战争与和平》,你要找两个翻译的版本去读。这样你才能感觉到原作中要表达的情绪和意味。对于语言的能力也是一种培养。不同的翻译怎么分段,怎么处理,很有意思。要去读第一流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要经常读。要热爱读诗。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一切优秀的作品,小说和散文里,都含有诗性的东西。我们国家的诗歌成就是非常高的,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的写作是汉语的写作,所以我们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一定要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我们当代的作家为什么让人瞧不上眼?就是因为他们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太差了。某些著名作家的句子都半通不通,甚至完全不通。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一定要学习和模仿第一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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