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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文要不要去扫地
发布时间:2015-12-03作者:陈 冲 关注度:[]来源:本站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法兰西组曲》,让人想起了它据以改编的同名小说原著。这部也叫《法兰西组曲》的小说,作者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有资料介绍说她是“俄裔法国犹太人女作家”。她1903年出生于基辅,依此她似乎应是乌克兰裔而不是俄裔。她的家族曾是富有的银行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到欧洲,最后定居法国巴黎,并在那里开始写作小说,成为一位重要的法国女作家,但是她的入籍申请一直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所以也有人认为她只能算半个法国人。她的入籍申请得不到批准据说又与她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她虽然拥有犹太血统,却不信犹太教,因此有些犹太人不承认她是犹太人。但是纳粹不这样看。二战爆发后,法国战败投降,成立了以贝当为首的维希傀儡政府,颁布了排犹法案,她一家不得不逃亡外省,躲在法国东部一个小镇里,并开始写作《法兰西组曲》。这是一部构想宏大的长篇巨著,从“巴黎大逃亡”开始,她计划全书共五部,可是刚写完第二部,她就于1942年7月13日被法国宪兵逮捕。7月16日,她被关进卢瓦雷省的皮蒂维埃集中营。第二天,她被塞上六号车,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月后,即1942年8月17日死于伤寒。她的丈夫、银行家爱泼斯坦似乎根本无法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写信给贝当元帅,说自己的妻子身体很弱,请求由自己代替她去集中营劳动。结果他也于10月被逮捕,11月6日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天即被送进毒气室杀害。她的长女德尼斯,带着一个小妹妹,还有母亲留下的一只手提箱,四处流亡,艰难度日。德尼斯好不容易把这只手提箱保存下来,却一直不忍把它打开,直到多年以后才打开了它,发现里面竟是母亲的手稿!2004年,经过整理的《法兰西组曲》第一部《六月风暴》和第二部《柔板》出版。那时的中国文学界还有一部分斯文没去扫地,还有人能认识到它的价值,很快便把它翻译出来,并于2006年出版,是最早译介它的国家之一,与英、美等国同步。翻译出版的同时,也介绍了国外对它的评论,我记得有评论认为,这才是一部描写二战的真正史诗式的文学作品。我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中国文学界已经有一部分斯文去扫地了,此前不太久,即有评论家将一部美国小说说成是描写二战的史诗式作品,因为那里面“全方位”地写到了欧洲战场、北非战场、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而且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等都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出场。稍后才知道,它在美国是被当作一部通俗小说看待的。

法国人没有亏待这位到死都未能取得法国国籍的法国作家。2004年,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奖项之一——雷诺多文学奖,破天荒地授给了已经去世62年的内米洛夫斯基的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

 

 

关于雷诺多文学奖的这次颁奖,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破例”,一说是专门为此修改了评奖条例。不管是哪种吧,总之是例外。十年以后回头看,虽然十年不算长,但可以认为这次颁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部作品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全世界文学界的认同。

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了:这样的例外,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

请您先别急着做出否定的回答。没错,如果是现在,这个否定的答案几乎就是现成的,而且反对这样做的理由也是现成的:她要这个奖有什么用?这不是对稀缺资源的严重浪费吗?最近又在评茅奖了,网上呼声再起,强烈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凡得过最高级别大奖的作家,一律不得再申报参评同级大奖,理由就是已经得过大奖了,再得一次也“用处不大了”。由此可见,有没有用,用处大不大,已经成了一些人考量奖项应如何分配的一条重要原则。按这个原则来衡量,内米洛夫斯基得这个雷诺多奖,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她因此被选举为巴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可能性绝对为零。然而且慢。这是现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位中国女作家在这个时段里所写的作品,于2007年第四届鲁奖评奖中为她赢得了第三个鲁奖,四届鲁奖她得了三个,中间空缺的那一届正好是她得了茅奖的时段。是不是这些获奖的作品全都当仁不让地应该获奖,得由评委们投票决定,若是以我个人的眼光看,这三篇获奖小说还真都是好小说。很明显,那时候评委投票根本没有考虑她得这个奖有没有用,或用处大不大。实际上她得这么多奖好像也真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她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得大奖最多的作家,但并没有因此被公认为中国最好的作家。当然,这个逻辑链推到这里就应打住,再往下推,就不是正能量了。从2007年到2014年,这些大奖们的颁奖原则,为什么和怎样从不考虑有没有用,发展、变化到用处不够大都不行,我因偏居在外省一个庄子里,真是一点儿都说不上来,只能说这是一个事实。事实总是非常坚硬的,所以我们颇为欣慰地看到,有几位从未得过大奖的作家终于得奖了。是不是这些获奖的作家全都当仁不让地应该获奖,得由评委们投票决定,若是以我个人的眼光看,这些作家还真都是好作家,而且确实都曾多次与大奖失之交臂。然而,正所谓按倒葫芦起来瓢,麻烦正是从这里生出来的。颁奖的原则虽然变了,奖项的性质却没变,仍然是作品奖而非作家奖,于是我们就尴尬地看到,这些作家得以获奖的作品,即使只与他自己的作品相比,也并非该作家最好的作品。这个逻辑链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应往下推。同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在往届参评时没有评上,现在以并非最好的作品参评却评上了,一推,就成了似乎现在的整体创作水平大大降低了。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这什么会出现这种左右为难、怎么着都不行的问题?在我看来,归结到最后,就是斯文要不要去扫地的问题。扫地也是一项光荣的劳动,我没有一点点轻视扫地的意思,但我确实认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扫地,所以,斯文要不要去扫地,仍然是个问题。

近年来,常可看到一种说法,说我们的文学大奖越来越没有“公信力”。我就不明白了,文学评奖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活动,根本不是公共事务,要“公信力”干什么?这不就是让斯文去扫地吗?据说我们的鲁奖,每个奖项都是有名额限制的,而在最后一轮投票时,通常都是十选五。又据说,我们的评奖办法有规定,要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才能得奖。为什么不以得票多少为序评出前五名,非要超过三分之二才能评上?据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奖项的公信力。那么,只要学过小学算数的人都会计算,如果让评委们随意投票,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的篇目达不到半数的概率绝对大于50%。本来可以颁五个奖,却被评委们弄得只评出了四个甚至三个,那还了得?所以评委们就得先商量一下,也就是说,在投票之前,评委们已经就投票结果达成了某种“默契”。再按这种默契投票时,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更加集中,默契中的那一半篇目会占到总票数的八成左右,另外的一半只剩下两成。出现两三票甚至零票实非小概率事件。这就是让斯文去扫地的必然结果。

议论纷纷,纷纷议论,其实多数人心里都明白,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对评奖办法的修修补补,而在于能不能组成一个斯文没有去扫地的评委会。这个没有去扫地,既包括合格的专业学识和眼光,也包括不受他人影响、不受“领导”影响的人格。那其实只是一条很简单的底线:你这次没听某位领导的招呼,下次完全有可能不让你当评委了,你在乎吗?

这是一个很公开、很透明的问题,我不相信里面有什么“内幕”。前不久发生了一次所谓的爆料,说一位省的作协副主席,在鲁奖开评的当口,给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送了一匣古钱币,结果就真评上了鲁奖。看到这个爆料时,我倒没怎么惊讶,整个这件事的里里外外,纯粹就是一则娱乐八卦,让我意外的是,中国作协居然做出了回应,说要认真调查,而文化部则称一旦查实一定严肃处理。我不知道该部跟这事儿有什么干系,只能对它的说法“没事偷着乐”。稍微有一点逻辑常识就能明白,在送、收、退回一匣古钱币,和某部诗集获得了鲁奖之间,你绝无可能建立起一条具有排他性的逻辑链,你又怎么去“查实”?即使仅仅为了装模作样摆个POSE,也该比这个弄得稍微上点档次好不好?所以只能偷着乐。然而,然而!在这件事中确实有一点让我真的十分震惊了,那就是在一个“说明”性的文字里,告诉我们“作家之间相互送点礼是常有的事”!看到这个“说明”时,我真的足有十分钟震惊得呆若木鸡。这是从何说起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谁开的这个头?又是谁把这种事推广普及成“常有的事”的?

不是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吗?

怎么一下子就浓得能喝出男人味儿来了?

 

 

我们的老祖宗发明过一个词,叫“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排在打头第一位,然后才说得上后面那些事。修身是件斯文事,头一条就是不能让斯文去扫地。扫大街不行,扫自己家的地不行,扫朋友家的地更不行。如果我们的作家批评家都隔三差五地有来有往地相互送点礼,到了评大奖的时候,还能组成一个斯文没有去扫地的评委会吗?

我们的老祖宗还发明过一个词,叫“养性”。养性就是对自我把持能力的修练,其中的头一条就是知耻——知道什么事不能做,并且绝不做明知不能做的事。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过夸张了,别人的灵魂说到底得由别人做主,你的灵魂却是由你做主的。那么,一个作家,把自己的灵魂弄得像样一点,倒确实是应有之义。据说灵魂是有重量的,而且还有科学家对人类的灵魂的重量做过实验,虽然实验得出的数据相差颇为不小,一种说是21.26克,一种说是0.285克,但哲学家认为,灵魂并不全是虚无缥渺,它是有一些“实质”的。一个作家,要把自己的灵魂弄得像个作家的灵魂,似乎可以从这些“实质”入手,其中就包括不要让斯文去扫地。环卫工人扫大街,那是光荣的劳动,你可以发出由衷的赞美,但是你自己的斯文不可以去扫大街。

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人们搞个同学会好不好?好。那是好事情,好传统。就像环卫工人扫大街,那是老生戴胡子——正扮。一些企业家花大几十万去读一期EMBA,经常旷课,但每有聚会必到,毕业后仍是经常“聚一聚”,虽不能说这是做学问的好传统,但起码也是正事正办,因为对现在的中国企业来说,人脉比管理水平重要得多,好的管理反而会增加成本,而人脉里确实充满了商机。一些干部培训班,一块儿学了两个月各自单位里本来都有的文件,此后的若干年里一有机会就要“聚一聚”,大家都明白并不是那两个月里建立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多么诚挚的友谊,只是为了保持住这个人脉。虽然不能说这里面一定有多么高尚的境界,起码也确实是“有用”的,你真说不好将来什么时候就有可能用到谁。虽然不像环卫工人扫大街那样属于本职工作,但就像走在路上看见道边有个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筒,格外透着些见义勇为。那么作家呢?一块儿开了个笔会,一块儿参加过一个读书班,最多也就是两个月一期的高级班儿吧,此后的若干年里,也需要一有机会就“聚一聚”吗?出差到外地,只要那里有同学,无论如何也要挤时间去“看一看”“坐一坐”。当然,这是为了增进感情。也当然,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种感情,是能够喝出男人味儿来的那种感情,即“有用”或可能“有用”的感情。然而这真的“有用”吗?你看看古往今来那些好作家,哪个是靠人脉深厚才写出了好作品?

不过,可以“出名”。真的。

一个求职者,为了谋得某个差事,托人在主事者面前“美言”几句,本是常有之事,受托者还常能因此博得个引荐、举荐之美。然而,一个作家,主动去找批评家,请其写篇文章对自己的作品“美言”一番,也可以成为常有之事吗?我们省作协文学院实行导师制,区区滥竽其间,也就有了几个“学生”。那天,其中的一个来电话,说省作协认证了一个公共号,要“推一推”青年作家,让我这个学生提供一篇评论,一篇印象记,一篇创作谈。我一听,当下就懵了。作协怎么可以给青年作家出这种难题?创作谈得自己写,写好写赖,也就罢了,可是另外两篇呢?你得先恬着个脸去找一位批评家,请人家写一篇对你的作品美言一番的评论,然后又得再恬着个脸去找一位作家,请人家写一篇对你本人美言一番的印象记!写完以后发在公共号上,是没有稿酬的,如果你不想白使唤人,就得自己给人家润笔。如此这般一周遭做下来,你还能守住你的自尊、你的矝持、你的脸面吗?我正在发懵,极似措手不及被人一抢挑于马下之际,倒是学生反过来开导我了:陈老师,没事儿,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我想起福克纳来了。这位洋老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告诫:“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不要给任何东西留下位置,除了那些古老的真理和心灵的真实。缺少了这些普遍的真理,任何故事都是短命的,注定要被忘记的——这些真理就是爱与荣誉,怜悯与自尊,同情与牺牲。”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是有意跟这位美国人作对,实际上我非常认同他的关于“古老的真理”的说法,完全赞成他所做的预判:一个心里没有这些“古老的真理”的作家,是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的。但是他给“古老的真理”所下的定义实在是太高不可攀了,至少对于眼下的中国作家是太高了。对于眼下的中国作家,当务之急就是给自己保住一点矜持,不要为了三文不值两文的蝇头小利,轻易就把手里的那支“矜”放下。说白了,就是不能让斯文去扫地,扫大街不行,扫自己家的地也不行,扫朋友家的地更不行,扫领导家的地尤其不行,扫领导办公室的地同样不行。

这样的中国作家还有。不是很多,但是还有。

比如,最近就有位长得小巧玲珑的女作家甩出一句很鹰派的话:我一直都在生活里。还有一位男作家说:我就是要从书斋里去认识这个大千世界。这证明他们的斯文没有去扫大街。我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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