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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有多少“先锋”可以再来(上)
发布时间:2016-01-14作者:孙甘露等 关注度:[]来源:文学报

 

 
要是与西方现代文学传统相比较,中国先锋文学就不具备先锋性。

傅小平:回望先锋文学三十年,首先可以探讨的是,先锋文学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当它被用来指陈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加上“中国”的前缀和限定,这同时关系到一个更具现实针对性的问题:先锋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国外文学形式探索的横向移植,又在何种程度上渗入了中国独有的创造?先锋文学文本意义上的形式探索,与其内在的精神探索之间构成怎样的一种关系?不妨由此引申开去简要谈谈中国先锋文学的这三十年。
张闳: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的“先锋文学”含义模糊,时间、范围,乃至其特质,均难以界定,而中国的“先锋文学”则特指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一种文学潮流,而且往往以“先锋小说”为代表,其规模和代表性作家的构成,均有明确所指。甚至,文学研究界习惯性地以“1985年”为时间标识。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在当时就有所谓“85新潮”这样一个称谓。事实上,“85新潮”所指的并非仅仅是文学,而是发生在1985年前后整体性的文化艺术新潮流,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建筑,以及学术文化。许多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的发表,实际上晚于1985年,如余华、格非,主要作品多在1986年之后发表,但倘若没有“85新潮”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他们的作品很难被发表。而一些早于1985年就已经写成的先锋作品,如马原、残雪等人的早期作品,大多写于1980年代初期,但也要等到“85新潮”阶段才发表出来。
先锋小说在那几年集中出现,并且大多在几份观念前卫的杂志——如《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花城》《钟山》等——上发表,呈现出一种“井喷”现象。根据当时主流文学发展的逻辑来看,是无法推导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先锋文学的出现,是主流文学逻辑链条松弛和断裂的结果。从表达方式上看,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几乎可以说是直接连接到二十世纪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母体上的胎儿。这一点,跟当时风行一时的“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乃至王蒙式的所谓“现代派”文学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当然,它显然又是“中国式”的。以其所表达的荒诞经验为例,他们所写的是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但这种历史和现实本身就有极大的荒诞性,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加以荒诞化。此前的中国作家就做不到这一点。
“先锋文学”的重大意义在于,自从它出现之后,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路径从此改观。之后的写作,无论属不属于先锋派,都无法避开先锋文学的经验。且不说新一代的作家,即便先锋作家的前辈,知青一代的作家(如王安忆、张炜等),乃至更老一些的(如陈忠实等)都很难完全忽略这种经验,也就是说,他们再也不可能完全像从前那样去写作了。或许也可以说,它开始了一种“新文学”。

洪治纲:“先锋文学”这个概念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地域性,因此加上“中国”更科学一些。这是因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具有母语文化的承传性,或者说具有某种空间上的区域性。任何一种先锋文学的出现,都是针对于该民族或该区域的文学传统而言的,都是一种母语文化中自我更新式的裂变。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涌现出来的先锋文学思潮,就是针对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而言,如果将之与欧美等西方现代文学传统相比较,无疑不具备先锋性。先锋文学的地域性,旨在强调一切具有开创性或实验性的文学创作,只要是与其自身的文学传统构成了反叛倾向,那么,它就属于该民族或该区域的先锋文学。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看,先锋派在欧美文艺界差不多活动了近一个世纪,其间除了不断地涌现出各种新思潮新实验之外,同样存在着空间上的不停变换,直至覆盖到整个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与文化的现代性构成一种紧密的呼应。

 
如果说先锋精神的核心是‘创新’,那么现在的文学创新性很小。
傅小平:我们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事实上已经表明,先锋文学自发端迄今,并没有如不少批评文章一锤定音的那样“已经终结”,而要说先锋文学没有终结,多半指的是,先锋的文学精神没有终结。实际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热潮过后,先锋精神、先锋写作依然是有抱负和雄心的作家时常挂在嘴边的字眼。大多作家认为,先锋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怀疑的精神,而先锋的写作无非就是颠覆性的写作,有难度的写作。至于这些理解,是否只是有名无实的说辞,还是真正触及某种实质,这就得回到吴亮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先锋的艺术只能由先锋的哲学精神来识破和鉴别,这种鉴别工作成了当代真正拥有睿智目光和洞察力的先锋理性批评面临的最大难题。问题是该怎么来识破和鉴别?
洪治纲:人们在讨论先锋文学时,常常纠缠于先锋与传统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他们希望有一个清晰的边界,可以让绝大多数人都能明确地鉴别哪些文学创作是先锋的,哪些是属于传统的。应该说,这是很难的,也未必有意义。事实上,在人文领域,很多概念之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它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拥有清晰的量化指标。这也是人文科学的魅力之所在。譬如,什么是小说?非虚构是小说的特质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如何理解非虚构小说、新新闻小说?先锋文学之所以被确立为一种文学范式,主要在于它的反叛性、原创性、异质性,它颠覆了我们既有的审美经验和艺术观念,体现了创作主体强烈的探索意愿和超前意识。但它毕竟是从传统文学中诞生出来的,多少承袭了传统文学表述的某些元素,包括语言和修辞。所以,一定要确立一种明确的、人人可以操作的鉴别先锋文学的标准,是比较困难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张闳:“终结论”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就有。就文学潮流层面而言,它确实终结了,甚至早就终结了。大约在世纪末前后,很少有人还像当初的先锋作家那样地写作,即便有,也属于作家个人的选择,而不再是一种文学潮流。就文学精神层面而言,即便没有终结,但也在衰退。如果说先锋精神的核心是“创新”,那么,现在的文学创新性很小。原因很复杂,至少,文学创新的动力在消失。其他文化类型,可能更具创新性。自由的精神和怀疑的精神,很可能在其他更广泛意义上的写作上,更能得到充分发挥。至于吴亮所说的哲学精神,当然有可能能够为先锋写作提供某种启示,问题在于,当下的哲学自身也面临困境。面对当今世界复杂而又快速变幻的局面,哲学也显得力不从心。

 
先锋文学打开新的审美表达空间,有可能成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
傅小平:我们强调“识破和鉴别”先锋的艺术,就暗含了对经典的反动,暗含了改变既有文学秩序的意图。近些年,呼吁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呼声不断,但先锋文学其实早被经典化了,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被写入了各大当代文学史,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可复制的神话。或可质疑的是,先锋文学是不是被过早地经典化了?先锋文学的被经典化,会不会把尚未经受时间考验的伪先锋一起连带着经典化,同时也对像路遥《平凡的世界》这样看似不先锋的创作带来了遮蔽?
张闳:文学经典化问题,有时是一个文学制度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学院文学学科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恐怕是人文学科中最庞大的一种,也是学科属性最不明朗的一种。学院文学建制就是要将研究对象固定化、知识化和经典化,这不仅发生在先锋文学那里。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其实也是这样,一些作品甫一出笼,就迅速被经典化,出现大量的研究文章,并迅速进入文学史,如当时的 《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等。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我曾跟学生说,如果写学术论文(而不是评论),最好活着的人不要写。但没有用。当代文学研究如果不让写活着的人,让他们写什么呢?!况且,年轻学生总是热衷于新鲜事物。所以,先锋文学迅速经典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客观上需要。时间不是问题,需要才是问题。至于时间考验经典,这不是我们同时代人所需要考虑和能够考虑的事。一些作品被遮蔽,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都不是先知,并不知道现在那些是不应该被遮蔽的。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被遮蔽,更属必然,因为它既不先锋、也不够经典。因为各种外在因素而短暂地回光返照一下,这不能说明什么。

洪治纲:严格地说,经典化与先锋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先锋文学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实验、探索或反抗,是一种孤独的、在路上的创作,前无古人,后面也未必有来者。但是,当某种先锋文学确实打开了新的审美表达空间,展示了文学发展的新动力,并成为人们争相袭仿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思潮,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
但是,我个人认为,经典不是轻松确定的,它是由历史“层累而成”的。所谓经典,就是不同时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不断地自觉阅读的作品,我们现在认为的一些经典,一百年后还有没有人读?还能不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都很难说。以能否进入文学史来界定经典,可能不太科学。陶渊明的诗歌,一直到六百多年后,才被苏东坡大力赞赏而慢慢成为经典的。

 
先锋作家的转向,并不是向现实妥协,而是作家对现实有了新的理解。

傅小平:近年来,与先锋文学这一概念一道被热烈讨论的,就是先锋作家的转向。我不确定这一转向是否已经完成?还是至今依然在进行中?而这转向背后隐含的其实是写作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亦即怎样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用余华的话来说,就是怎样处理文学现实的问题。

依你的观察,曾经的先锋作家的转向是否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他们的转向,或多或少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产生了影响,这在他们的写作中又有着怎样的体现?如果说年轻一代写作者,也体现出不同于前辈作家的先锋性,就像有人把韩寒、郭敬明等的写作,也称之为先锋写作,那他们的先锋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洪治纲:一个作家很难一辈子都站在先锋的位置上。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一些作家因为个人的哲学思考、审美理想不同于既定的文学表达,从而进行一些反叛性和开拓性的写作,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但你无法保证他一辈子都站在人类文学的前沿地带。因此,所谓先锋作家的转向,并不是向现实妥协,而是作家对现实的理解有了新的内涵。像余华的早期创作,从来就认同现实,认为现实是一种虚弱不堪的东西,所以,他总是面对“天空”来书写内心的想法。但是,后来他逐渐认为现实中同样隐藏着巨大的生命真谛,所以,从《活着》开始,他便主动介入历史和现实。而近些年来,他觉得现实是无法对抗的,所以他又动用一种解构性的策略,在黑色幽默式的语境中,强攻现实。从“面对天空”到“介入历史和现实”,再到“解构历史和现实”,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作家对人类生存及其困境的思考与变化。它与作家的思想积淀、艺术探索和生存经历密切相关。
至于青年作家是否应该从余华这一代人的创作转型中汲取某些经验,我以为,大可不必。文学创作没有什么弯路或捷径,别人的创作历程对后来者没有多少引鉴的价值。一切都源于后来者自己对人类生活及其可能性状态的思考,源于自己对某些审美理想的确认和捍卫。

张闳:“先锋文学”是一个概念,“先锋作家”则是另一个概念。转向了,那就不是“先锋作家”了。当然,对于一个好的作家来说,是否是“先锋作家”,并不要紧。如果他很在意这个头衔,那就说明他的写作并未超过一个阶段的文学潮流的团体平均水平。一个作家写作转向与否,那是他个人的事情。说到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并非哪一类作家所特有的。认为“先锋文学”无需处理这种问题,需要转向另一种写作才可以处理,这种说法很荒谬。至于韩寒、郭敬明等人的写作的先锋性何在,我不知道。我要说的“先锋写作”,是有特定所指的。没有对概念的边际界定,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
孙甘露:先锋作家写作转向,指向中国作家在写作时是更多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还是更多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选择问题。试图接续中国文类传统的现当代作家如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阿城、何立伟等,文气思想,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融当下生活于传统意蕴之中,令文章立于笔下艰难生活之上,令读者更怀念他们的辞章之美。而那些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现当代作家,态度、立场、观念,着力于文本和现实的差异和歧见,以及拼音文字构词法的挪用,伴随着套用的外来语法,令词义和表达在唤起陌生化经验的同时也像是句法和词义的错置,他们本着对现实对应物的深入的质疑,仿佛是一种语言的逃逸。
 
先锋文学跟19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文化开放的大环境是相呼应的。

傅小平:以当代文学史的描述看,中国先锋文学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学爆炸”,但与拉美“文学爆炸”牵动整个拉美大的社会背景不同,中国先锋文学更像是文学内部的激荡,或说是一些作家文学观与写作观的一次激烈变动,它也不曾如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或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文学那样带来思想的革新。普通的观点认为,是作家创作,评论家的评论,还有杂志的推动共同促成了先锋文学的热潮,在大多数对先锋文学的研究中,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大环境是付之阙如的,而先锋文学的影响,或许也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更具现实感的“介入”文学的衰落。我不确定这是否是先锋文学的缺失?还是我们的认识局限所致?

孙甘露:当代写作者面临多方面的传统资源和历史压力;悠久的汉语文学传统,诗词歌赋、小说笔记,每一样都或隐或显伴随着世代更替,对应着波澜起伏的社会变迁,并标示着文学自身历史的递进和转折。

张闳: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运动也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尽管它有很多缺陷。说“是作家创作,评论家的评论,还有杂志的推动共同促成了先锋文学的热潮”,这有什么不对吗?文学运动不就是这样兴起的吗?难道说还需要某个领袖或权力机构发布一道号召令吗?文学运动首先就应该是文学自身的运动。况且,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大环境是付之阙如的”。先锋文学运动跟19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文化开放的大环境是相呼应的。不仅是文学上有这种变革,其他方面,如“新潮美术”、“实验戏剧”、“新潮电影”、“前卫音乐”、“现代派建筑”,乃至萌芽状态的大众流行文化和相对发育迟缓一些的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美学等新的学术思潮,都呈现出全新的景象。这是一场全方位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五新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属于同一场文化运动的两个阶段。
傅小平:巧合的是,今年是《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先锋文学与由《新青年》发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堪比拟的是,同样是师法外国,同样是颠覆传统,但从实际创作看,鲁迅等“五四”一代作家,虽然主张少读、不读中国书,他们的创作形式,尤其是语言,处处透着传统,而深层的思想却是现代的;相比而言,先锋文学在形式上是激进的,思想却可能是保守的。这样的对比指向一个问题:写作应该怎样面向自己的传统?在这方面,先锋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
张闳:从长远的历史时段看,198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同一场文化运动的两个阶段。或许可以表述为一场古老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运动,这场运动延续了近百年,至今依然在进行当中,有许多部分尚未完成。这两个阶段之间有许多的相似性,也有许多不同,那是肯定的。这种不同恐怕并不只在于文化素养和文化态度上,也很难说哪个保守,哪个激进。跟传统之间的割裂或连结,那是两个时代的人的历史际遇所造成的。1980年代的人经过了“文革”巨大的文化断裂,要他们与古典传统之间有着“五四”一代人那样的亲和性,那是不切实际的。这两代人之间的经验,无法完全类比。要修复这个巨大的文化断裂带,恐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洪治纲: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和“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在反叛性上看似有些类似,尤其是其中所承载的启蒙意识、变革意愿都大同小异,但是它们所反叛的目标、反叛的方式以及建构性的理念都不一样。《新青年》的反叛,就是要为中国文学建立新的传统,以更好地面向大众(即平民的文学),事实上它也做到了。而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更多的是强调解构,解构一元化的僵化文学格局,寻找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同步性,它并没有面对大众的核心理念。
孙甘露:“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建立现代文明国家的现实诉求,外来的影响逐渐显现,由此引起的思想震荡和繁复的社会样貌,在新的经验和新的表达的呼应下,白话文运动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以后,苏俄文学的广泛译介,更是融入到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及至新时期文学,汉语写作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处境和外部文学经验的影响,由此,面对世界——域外世界的理解和现实审美经验的认同——潜在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表达逐渐的迫切起来。
 
九十年代以后的‘俗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

傅小平:我想到近些年现、当代文学孰高孰低的争论,要从今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看,这近乎是围绕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先锋文学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成就高下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其实是两个时间段里纯文学创作成就高下的争论,并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我们知道现代文学里,除鲁迅等纯文学创作外,还有鸳鸯蝴蝶派等俗文学。而到了当下,形形色色的俗文学更是声势浩大。然而当我们回首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给人感觉是,除了先锋文学之外就没有文学。如果是这样,该怎么解释九十年代以后俗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兴盛?这是不是说,先锋文学对年轻一代作家,尤其是对那些偏离纯文学创作的作家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他们很轻易地就绕过先锋文学,直接从中外通俗文学传统里吸取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该怎样客观评估先锋文学的实绩与影响?

张闳:现代文学——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确立,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将文学从通俗的消遣式的阅读中分离出来,使文学的表达成为一种有观念的、有技法的和有特殊美学效果的语言作品。通俗文学就是在使这种所谓“纯文学”的经验转化为易消化的和可被消费的东西。鸳鸯蝴蝶派的“俗文学”尽管以市民消遣式的阅读为目标,但大多还保留了基本的文学品质,而且有传统的轨迹可寻。纯的“新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向这种俗文学渗透,如现代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一些讲故事的方法等。假以时日,它也成为一种传统。九十年代以后的“俗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这是一个问题。仅就我有限的了解而言,有影响是肯定的,比如,对历史故事的戏仿式的改写、对时间结构的颠覆性的安排,这些都是先锋小说的基本技法,在王小波、苏童、北村等人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至于网络文学作家的这种写作模式究竟是从先锋作家那里来的,还是从日本及港台的通俗文艺中来的,我尚不清楚。这个需要专门的研究。“由先锋文学所开始的文化的现代性变革,现在还处于未完成状态。”

傅小平:三十年间,不管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的文学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八九十年代先锋文学创作要处理的世界视野与中国经验的问题,依然是我们当下要面对的,你觉得在这方面,先锋文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洪治纲: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在“怎么写”和“写什么”这两个方面,都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宝贵经验。从诗歌、戏剧和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由先锋作家探求出来的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如今已成为常规性的东西;同样,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各种深度探索,也都为后来的作家打开了很多宝贵的空间。但是,对于“世界视野与中国经验”这类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整个人文科学领域,都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这是一个永远的矛盾体,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而且在理论上也难以厘清。譬如,如今很多中外学者都在探讨全球化与民族性的问题,有人说全球化是民族文化的灾难,有人说是福星,也有人辩证地论而述之,很难形成某种共识性观念。
张闳: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需要通过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有时是颠覆性的言说。唯有这种激进的先锋言说,方可以打破文化的历史硬茧,刷新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经验,并使历史的经验得以充分的表达。被充分表达过的经验,才可以真正进入到文化当中,成为文化生生不息的养分和动力。先锋文学是一次重要的表达尝试。而其所开始的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尚处于未完成状态。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创新精神。当一个时代的文化归于沉寂和软弱无力的时候,这种创新和变革的冲动,就会被激发出来。或者说,有生命的文化总是处于这样一种未完成状态中。

孙甘露:和世界对话的强烈愿望内在于对中国现实的清晰而独特的呈现,也内在于现代汉语的成长和审美范式的确立,汉语写作者遭遇了由古而今全新的历史机遇和书写困境。一方面,古代汉语优美的典范性的辞章昭著着历史性的高度,对成长中的白话文写作形成规制和约束;另一方面,大量译介的东西方经典不仅在观念、观察上,同时在叙述、文体、修辞等各个方面对汉语写作形成挑战和渗透;最终,当代写作者置身其中而又试图超越其上的现实处境,以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暧昧和多义汇聚于变化中的现实生活和成长中的白话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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