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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前仆后继走向前
发布时间:2016-02-04作者:陈冲 关注度:[]来源:河北作家网


在出版界新近发起的这轮词语语法大革命中,我有点儿找不到感觉了。本文标题出自红色经典革命样板戏的一句唱词,那唱词原本写为“前赴后继走向前”。这轮词语语法大革命有两个特点。其一,执行力度很大,但执行范围有限。力度大,是指凡不合他那个标准的一律要改,天王老子概不买账,我在文章中引用了鲁迅的话,只因鲁老前辈的表述不合人家的语法,同样照改不误,但是那个引号又不让去掉。法律尚且不溯及既往,可见执行力度之大。但是执行范围却只在他权限范围之内,我的集子里所有尖括号之间的顿号都被删掉了,以为这是新规定,再写文章时,就主动不加了,乐得省事,不料在刊物上发表时,又给一个不拉地加上了。其二,标准内部掌握。如果不是因为要出评论集,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回事,直到出版社的校样返回来,看着那上面的满脸花,不说那些词语和语法的错误,单是标点符号就被查出上百个错误,再想想我的创作六十周年很快就要到了,闹半天这六十年竟是这样混过来的,实际上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这一句里大概没有错误吧),遂痛下决心,以后再写东西时务必格外注意。话是这么说,事到临头,还是吃不准。当我想要引用“前赴后继走向前”这句红色经典中的唱词时,问题就来了。“前赴后继”肯定语出无典,纯属“今人”杜撰,实为“前仆后继”的变种或亚种,但杜撰它的却是红色经典,是不是会在那个内部掌握的标准里被网开一面,甚至被列为红色典故呢?按照红色的价值取向,负面的事要从正面描述,一次伤亡惨重的事故,遇难者要按奋不顾身英勇抢救光荣牺牲来描述,所以那个“仆”就不够正面,得用“赴”来取代。后面的人一看,前面只有“赴”没有“仆”,愿意“继”的自然就会多一点。这个道理虽然不难懂,但是制订那个内部标准的女士先生们怎么想,我却毫无把握,何况涉及的又是文章标题,还是慎重为好,以免发表时一个样,收集子时又一个样。

其实按我想,后面的人继不继,跟前面的人是“赴”还是“仆”,并不是那么直接、简单的关系。红色经典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唱出这句唱词的李玉和,虽然唱的是“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赴后继走向前”,可是他自己后来就“仆”了。李奶奶后来也“仆”了。不过李铁梅仍然义无反顾地“继”了上去。为写这篇小文,我特地又看了一遍《仇恨入心要发芽》的视频。好个刘长瑜,把“仇”和“恨”这两种情感所能有的表情、动作、心理、言词,都演到了极致,完全不用道具,仅仅靠从不同角度来回来去地拧她自己那根大辫子,就把当时的核心价值体系表达得酣畅淋漓无微不至。我想,正是有鉴于此,古人才创造了“前仆后继”这个成语,来赞颂这种义薄云天的气概。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赴后继”倒是更适合用来描述乡下赶庙会的盛况,或是“文革”中广大革命群众无所是从的“随大溜”。

再后来,革命成功了,革命的道路不那么艰险了,但也不是只有“赴”没有“仆”。胡长青就“仆”了。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仆”在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之下,是新中国第一个因贪污腐化而被枪毙的省部级高官。他特别指出:早年被枪毙的刘青山、张子善只相当于“正厅”。但是,反腐力度大到了连省部级高官都照杀不误,也没有吓住后来人,最新一个级别相当的前仆后继走向前的例子是季建业。怎么教育都不管用,无论是三讲教育,还是群众路线教育。胡长青在三讲教育中的自我讲评被评为“优”,季建业在民主生活会上的自查则被摘要刊登在报上,看上去认识也很到位。至于那种某个职位成了高危岗位,连续几任一把手前仆后继的故事,如果用“前赴后继”来形容,那效果肯定差多了。李铁梅“听奶奶讲革命”,那感觉只是个“英勇悲壮”,现在听这些贪腐高官们的不要命的故事,却真是五味杂陈。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青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到北京的两会上,就曾有江西的代表或委员表示“深感痛心”。这说法当即受到了批评:贪官伏法,罪有应得,你“痛心”什么?现在回过头去再看,这批评也不免有点儿武断。首先,正如胡犯自己所说,枪毙省部级的贪腐高官,这还是我党执政以来的头一个,遇到这种事应该怎样表态,当时还没有标准答案,网上搜不到,无法复制粘贴,临场发挥出点偏差,不宜苛求。其次,人家这样说,没准倒是真实想法实话实说,属于应有的权利。最后,若由此再往宽处想,党培养这样一个高级干部,确实不容易,胡犯自己也忏悔,说他辜负了党的培养。这里面确实有令人痛心之处啊——培养来培养去,怎么培养出来一个这种东西?都是拿什么培养的呀!

文学的道路虽然不像革命的道路那样艰险,但也自有其艰险之处。闻一多就“仆”了。王实味不知算不算一个,如果算,丁玲、萧军等就是差一点“仆”了那种。革命胜利了,革命的道路不那么艰险了,文学的道路却更容易“仆”人了。萧也牧就“仆”了;一篇作品挨批,从此失去创作的权利。胡石言也得算“仆”了;虽然挨批的小说后来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影插曲广为流传,却是没再见到他有新的小说问世。然后,个体性的“仆”,变成了群体性的“仆”,先是1955年的一小拨,再是1957-58年的一大拨。接下来,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的作家不仅自己“仆”了,还连累得若干位政要高官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仆”了。到了“文革”,群体性的“仆”发展成了整体性的“仆”,“仆”得只剩下一个已经辞世的鲁迅,和仍然在世的浩然。当然天下事皆有例外,大家都挺老实地呆着的时候,还是会有少数个别的不逞之徒,不怕死的前仆后继者,弄出一些手抄本来。直到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唿隆一下又热闹起来,新开的鲜花,重放的鲜花,还真是有了一点花团锦簇的模样,不过也并不等于文学的道路就不再艰险了。叶文福什么的就不说了,便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姑娘,也未见得就不会人不找事事找人。那一年,铁凝户口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机关报,发表了一篇整版的大块批评文章,其中点名批评了铁凝的小说《渐渐归去》是搞精神污染。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在传播负能量啊!还得说人家有福气,很快上面有了“不提了”的说法,被省报点名批评的事这才不了了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结果当了作协主席。所以说,那道路虽然看上去不怎么艰险,“仆”的事仍然会间或发生。倒是它看上去相当有点儿艰险了之后,人们在考虑要不要去“继”的时候,反而会多长个心眼儿。在提前一年结束的1980年代结束以后,便不怎么常有“仆”人的事儿了。虽说一时间后面“继”的人也不多,甚至前面的也不“赴”了,但时间一长,还是很自然地就恢复到前赴后继的盛况中去了。对于这一小段间歇转换期,热爱第一时间搞当代文学史的人,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忽略不计,只当没那么回事;另一种是略略用眼角的余光瞥上一瞥,然后得出结论:一切正常。文人们总是比较理性的,通常都不太会像李玉和那样为了主义而不要命,也不怎么会像胡长青那样为了金钱和女人而不要命,即便再借给他几副熊心豹胆,干干前赴后继的活儿还凑合,前仆后继的事是不干的。这很对。大家都知道趋利避害,才能形成一个理性的社会。

“文革”刚结束不久的时候,曾有人预言,这十年大折腾的后果,要到一代人以后才会显现出来。这种话在当时颇有耸人听闻之嫌,却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不幸而言中。要等那十几年里正处在求学年龄的人渐渐长大——这个求学年龄应该包括从小学到大学,包括“工农兵学员”,也包括经过“回炉”的此种学员等等——以后,当了老师,再到他们所教的学生又渐渐长大,最后这师生两代人共同组成了社会的中坚主体部分,好戏就开场了。季建业就是其中的一个。资料显示,他出生于1957年,“文革”开始,他刚上小学;“文革”尚未结束,他已入党并参加工作。虽然他后来拥有法学博士的头衔,其实只在担任副科长期间读过两年专修班。据报道,有个叫张杰的人,是扬州市规划局原局长,近年来一直在实名举报季建业,季落马前,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季的嘲讽,用的是极为轻巧的四个字:“小季不懂”。这个落马前的嘲讽,到小季落马以后,却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替他辩解的遁辞。确实啊,小季之所以成了季挖挖,挖掉了古都南京大量的珍贵文物遗存,委实不是明知故犯,有意要破坏那些价值珍贵的东西,实乃出于根本就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另据“不完全统计”,“季建业是十八大之后第九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那么此前的八个,估计和这一个也是差不多的年龄段,很可能也是差不多的“不懂”。

当革命的道路看上去又有点儿艰险了之后,文学的道路是不是已经不那么艰险了?表面上是,实际上不是。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文学的道路在这儿已经不知不觉地拐了一个弯儿。文学走出了干预生活的险境,同时也就走下了精神和思想的高地,以超越之名,行规避现实生活之实,通过炫人眼目的技巧和精细入微的修辞,千方百计地“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邵燕君语),决不迎面相撞。这种道路的改变,带来的并不是“仆”的消除,只是“仆”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往的“仆”是悲壮的,那么现在的“仆”几乎就是甜蜜的。如果说以往的“仆”常常是飞来横祸,那么现在的“仆”就是自取其仆,且甘之如饴。何况旁边还有一众批评家鼓乐齐鸣,高声呐喊:糖来啦,吃糖啊,有史以来最甜的糖啊!甚至还有大学教授的学术经文:汉语写作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啊!细细想来,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其实有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看上去很甜蜜,细咂摸未必就没有苦涩。而发展到最近,终于迎来了一个小高潮,让我们相当集中地看到一轮悲喜剧:写过商州系列的贾平凹写出了《古炉》和《带灯》,写过《冈底斯的诱惑》的马原写出了《牛鬼蛇神》,写过《活着》的余华写出了《七天》……虽然仍有批评家把喜庆欢快的唢呐吹得震天响,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仆”。或许你认为不是,但我认定它正是!千万不要被那呜哩哇啦的唢呐声所欺骗。最近我刚从河北的青年作家梅驿的一篇尚未发表的小说里学了一手。小说写的是看淡生死之后得到升华的生命的尊严,刚被一家大刊退稿,理由是“调子有点灰”。我从小说里得知,中国的唢呐是一种比南美的魔幻主义更加魔幻的乐器,在它的曲牌里,有很多是红白喜事通用的。“大开门,小开门,又娶媳妇又埋人”!

凭弔已成往事的这段甜蜜(或苦涩)的过程,不在本文的题旨之内,我更关心的是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同一过程的2.0版。这一回登场的,包括坐轿子的和抬轿子吹喇叭的,正是由“文革”当中的学生们所教出来的学生。2013年10月24日的《文学报》,刊有牛学智的《作家与批评家的视野局限——对2013年“全国青创会”的观察审视》,可以大略看成是对于这个“平均年龄35.5岁”群体的一个现场扫描。而按我的印象,这个群体的主体部分,年龄是略高于其平均数的。他们其实已经不年轻了,他们的孩子也都到了上小学、中学的年纪,正由“文革”中的学生们的学生在教着。他们到了这个年纪还显得不够成熟,不是因为他们有意卖萌,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使他们很难成熟。其中之一项,就是因为他们在阅读中看多了“前赴后继”,却很少看到“前仆后继”,不知道有时候“赴”也可以变成“仆”,有时候“仆”看上去又很像“赴”。这又造成了他们价值体系上的结构性缺陷;虽然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已经有人帮他们解决了,但是在核心以外的部分,他们就有点儿找不着北了。他们想有所突破,却不知道应该向哪里突破和怎样突破;他们也想坚守,却不知道应该守什么和能不能守得住。当然,最聪明的选择是看哪条路上“前赴”的人多,便紧跟着“后继”上去。这就很容易解释当下创作中的“熟面孔”现象——不仅一个作家自己的作品之间很相像,一拨作家之间的作品也相差不多。但是,如果这个作品又能找出某种与某个南美作家的相像之处,便柳暗花明起来。我最近就看到了一个作品和对它的评论。其实,写这个作品的,还是一位我一向比较看好的青年作家,按说这样的作家偶尔写出一篇比较一般的作品,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这儿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描述一种现象。没错,我以前就讲过“现象学”的问题。这个作品讲了这么个事儿:一个嫖客,邂逅了他常去嫖的一个妓女的丈夫,本想去撩拨、奚落人家一番,结果却被人家揍了一顿。就这么个事。还有别的吗?从事儿上说,没有了,再没别的了,但在小说修辞上,还得说有点别的,那就是作者为这个妓女取了个很常见的名字。这就开始有“趣”了。这是她的真名吗?再进一步,那个“丈夫”口中的这个名字,指的就是这个妓女吗?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太多了呀!于是就产生了“身份”问题。那个男人真是这个妓女的丈夫吗?这个妓女真是那个男人的老婆吗?切莫以为这样的“趣”其实很没趣,因为正是这种其实很没趣的“趣”,为这篇小说赢得了好评。什么样的好评?是这样说的:“写得真好!太像博尔赫斯了!”作为一个例子,这或许真没有多少典型意义,但作为一种现象,它呈现给我们的正是一个许多人都在满怀信心、兴高采烈、生机勃勃、欢腾雀跃地“前赴后继”的热闹场面,丝毫不觉得前头还会有“仆”在那儿等着。

如果说这些知识结构有所欠缺的年轻人还有个“小×不懂”的问题,那么发动这场词语语法大革命的应该都是专家学者了,不至于还有“老×不懂”的问题了吧?未必。如果他们能有健全的知识结构,他们就该知道那些“仆”的既往史。比如,七百多年前就有个叫忽必烈的人,为了创建他那个以中原为中心、以蒙古人为主宰的大元王朝,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命令他的国师八思巴创制一种新的文字,不仅要能取代原来以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的“塔塔统阿字”,还要能拼写包括汉语、畏兀儿语等所有各个民族的语言。也就是说,在忽必烈的心目中,未来的大元王朝将允许各民族继续使用各自的语言,但全国将使用统一的字母去拼写所有的各种语言。八思巴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天才地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而为了向汉字靠拢,这种文字是方形的,以至后世有学者称之为“方形文字”。按后世学者对这种文字所做出的技术评价,它绝对是人类智慧的一个奇迹。它在发音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上无与伦比,即使单就蒙语来讲,也比原来的畏兀儿体蒙古文能更好地拼读蒙古语的发音。它拼读汉语的功能也几无瑕疵,尤其适合用来拼读当时正在兴起的汉语白话文,对推动汉语白话文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而正是白话文的发展才造就了我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元杂剧。可是,就是这么一种好得不得了的文字,尽管忽必烈多次下诏推广,并拨款在各地建学校教授传播,却硬是推不开来。就连官员们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也仍然在使用旧字,只是呈送给这位皇上“御览”的那一份才使用“国字”。从保存下来的元代实物看,只在数量很少的一些印章、铜钱、纸币、瓷器上,和一些敕令、佛经中,偶尔还能看到这种文字,而使用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的实物,数量要多得多。元朝灭亡后,这种文字也就随之消失了。这个文字史上最大的“仆”,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文字乃“天下之事”,非“治国者”所能强行干预的。由官方主导、人为设计、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东西,最后必定会随着那个强制力的解体而告终。由至高无上金口御言说一不二的皇帝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督办的活儿,尚且以“消失”而收场,那么这场只管得了出版物,连刊物都管不了的词语语法大革命,其结局也可想而知。大略说来,不过为“前仆后继”再添个新例而已。

语言文字确实得有一定的规范性,胡乱用典也确实不好。澳门回归一周年之际,堂堂中央电视台,竟然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这个年轻特区的欣欣向荣,实在是贻笑天下的蠢事——总是“小×不懂”之过吧。从红色价值观出发,把“前仆后继”写成“前赴后继”,就有明知、故意之嫌了。那么,又是谁,以及为了什么,会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不通的“成语”弄得爆土扬尘广为流传呢?梁启超的原文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其出处则是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的一段话:“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然则现在谬传着的这种说法,至少是犯了标点符号错误,应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如此一改,中间那个点点点就有了戏剧性,因为正好又有一句成语极准确地描述了它起的作用:“断章取义”。这种事会不会有人管?谁该管?谁能管?怎么管?管得了吗?确实都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不仅“天下”、“国家”这些概念很难定义,就连“匹夫”到底是个什么“夫”,也不大容易讲清的。讲得不好,就会滑到邪路上去,弄得好像强国强军民族复兴一类的梦,应该是“肉食者”们去做的梦,而寻常百姓该做的梦,是怎样先使自己成为匹夫,获得挑选该喂哪些马、不该喂哪些马的权力,从而尽量使胡长青们和季建业们不要成为“肉食者”。可是这样一来,原本挺好的一句话,会不会就变成传播负能量的载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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