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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时代,如何诗意地行走? ——天岚诗歌论
发布时间:2016-02-06作者:刘 波 关注度:[]来源:河北作家网

    前几年,谈论80后,还能获得几份新鲜与惊奇,然而,随着当下很多行业都开始由80后所主导,那份新鲜也渐趋淡化。我有时也不免暗想:80后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因为他们的成熟已毫无悬念。没有悬念的,不仅有各行各业的80后人士,更重要的,还是这一代人在创造力上的自我推进,即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成人”。一代人在精神上如何成人呢?唯有他们能真正走出封闭的自我,进入到一种阔大的人生境界里,才有此可能。不说像古人那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迈理想,至少应该思考如何将内心的脆弱和虚幻逐渐消除,真正通向自身精神的强大与赤诚。我觉得,首先在心志上走向成熟的一批80后,应该是文学艺术界的一群坚守者,在这些人中间,诗人又表现得格外清醒。懂得了词语和思想的交流,他们便不会再过多纠缠于俗世的浮尘,而当向着更高的精神境界迈进。

但凡在这一点上做得好的80后诗人,基本上已脱离和超越了纯粹的语言游戏,而自觉地将诗歌当作一种精神生活在体味、验证和实践,像阿斐、唐不遇、王西平、胡桑、吴小虫、郑小琼等人,莫不如此。这一代诗人曾经在80后的代际命名下,被打包集体推上前台,其实,这并非所有人的意愿。经过了而立或即将到而立之年的阶段,这一代诗人还是走着走着,就走散了。有的写着写着就自我悬置了,最终放弃了;而有的则自诩为大师,开始“吃老本”;还有的则刚刚走到起跑线上,处于“装嫩”的撒娇阶段;剩下的还有一少部分诗人,则坚守于诗歌现场,以一种执着和认真在创新语言,解析生命,诗歌终会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我想,天岚就应该是这样一位把诗歌当作精神事业的80后诗人。

上大学时就开始诗歌创作的天岚,当年就出手不凡,他并非中文科班出生,而是学的理工,这对于爱诗的天岚来说,并非坏事。学理工的经历,恰恰能为天岚带来一种无形的优势,他没有多少技巧和规训的束缚,也不用过于恪守那些文学教条,只是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即可。诗歌写作所惯用的那些繁琐的形式,在天岚这里并未能真正见效,不管多么花哨的形式,在面对虚假的情感时,也不过就是“皇帝的新衣”而已,在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但凡写到一定层次和境界的诗人,都明白这一点常识对于诗歌乃至文学的真价值。天岚很清醒,他懂得自己的写作处境:不管工作行业领域如何更换,生活的城市如何转移,写诗是支撑自己精神生活的根本。诗歌会让自己变得强大、自信,虽然它可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无用的,但对自己有用就行,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悟和理解。

这些年,天岚一直没有放弃,相反,他越发对这门手艺更衷情,更投入,那是他在俗世生活之外的精神故乡,他没有理由不去用心经营这块在当下并不容易打理的文字领土,所以他格外用力。了解天岚的人都知道,他有一颗持守的恒心,这种恒心表现在诗歌写作上,就是坚持用抒情的方式道出自己对人生的有感而发。读过天岚诗歌的人,都可能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他的诗不是靠想像的怪异取胜,而是凭借那份真挚的情感,加上雅致的表达,从而获得一种超然的存在之美。他的诗中没有过多的抱怨和戾气,那种对生活的感恩、叹息,皆出自一个在平凡之道上踽踽独行者的真情流露。“时至今日,我知道/或许人生就该如秋木/懂得删繁就简,凋零而不枯萎/在霜露前变得干干净净//未尽的时光,我甘愿/做一个孤行牧人/把文字、情爱和罪责,揣进羊皮大衣/甩开腿脚,踩得草地刷刷作响/任阳光打在脸上/变成不可还原的苍老”(《冬日》)。对于这种人生感慨,不明就里者,可能还看不出它出自80后诗人之手。因为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诗人是在用理性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自己的每一步人生路。这些年来,天岚一直是以生命体验的方式来寻求词语组合的回报,不管是个性审美,还是自由抒情,都以体验为基础。读了他那些带着体温的诗歌,对80后写作群体稍有了解者,即可知晓,天岚早已越过了很多刚起步者的学徒阶段,而走向了更富智性的境界了。

即便有时让自己的思绪偶尔穿越时光,回到历史的现场,那种想像也带着一份善意,一种信念。天岚的那首大气之作《从长安到北京》,其实就是一部从历史到现实的隐喻之作,它既是幻想之曲,也是警醒之歌。“哭号暗哑时,仇恨淡薄后/一抹血痕残留在西天/勾勒着历史的荣辱、图腾和生死存亡/岁月是风,人和故事都是影子”,这种写法,对于天岚来说,殊为难得。他将历史生动化了,鲜活化了。当他用辉煌的历史对接我们的当下生活时,却深深地透着这个时代人之生活的荒诞、悲苦与无助。诗人不是仅仅将历史当作快感的表达元素,而是赋予了其别样的意义:每个人都应该从辉煌的历史之梦中醒来,真切地面对现实的残酷,这可能才是一个诗人作为担当者所拥有的敏感、理性与智慧。同样,天岚在《解玉砂》一诗里所运用的那种沉思和冥想,深刻而富于理性,与之前的抒情之作相比,更显透彻、明晰,他知道如何去约束,去节制,也知道在何处要释放情绪和能量,而在何处又该吸纳灵感与依附气场。对,就是“气场”这个词,现在放在天岚身上,恰为合适。他正从一种随心的散漫中走出来,回到知性的节奏和诗意中。此时,是诗歌靠近他,而非他刻意去选择词语。

从这方面来说,理性并不代表天岚没有激情和理想了,也不是说他变得老气横秋了,一定程度的节制与对自我放纵的约束,对于一个年轻诗人来说,并非坏事,相反,这些能让其写作变得沉着、瓷实,更富历史感与命运感。其实,历史感正是当下年轻诗人们写作中最为匮乏的品质,没有历史感和命运感的写作,总感觉像是浮在空中,沉不下来,一旦无法沉下来,回到地面上,一首诗可能就显得轻浮。不管你的语言多么漂亮,结构多么完美,终究只能被看作花拳腿的一套,而挺立不起一种庄严的价值。所以,这也是很多诗人因笔下缺少一种悲剧性,而作品就没有厚重感的原因。天岚在写作中抓住了厚重这一质地,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轻易放弃,因为没有理由的放弃,对于诗人来说可能就是一种耻辱。天岚一直在坚持,坚持自己的那份理想:“有生之年,我要亲自建一座大楼/像蚂蚁筑巢一样/兢兢业业,真材实料/我要把它建得高大、宽敞、明亮/走进去,人真的小若蚂蚁/我要把它建成一座图书馆/等退休后,就日日坐拥书城/不再写作,也不关注新闻/让剩下的日子清心寡欲/每天用颤巍巍的双手捧着书卷/摸着封面上的尘土/等清风吹来”(《终极理想》)。这是诗人的“终极理想”,我们也可从中看出,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天岚的气质,认真,执着,踏实,不张扬,不刻意,以真心待自我和他者。这也是天岚力图在诗歌中所能体现的一切:他要将一个真实的自己交给词语,用真实的词语组合来敬奉读者,来款待人生。这才是天岚作为一个诗人的终极理想,他知道自己写诗是为了什么,因此,他才会明晓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在大地上诗意地行走。

这样一位清醒的80后诗人,在喧嚣的诗坛乃至文坛,确不多见。他精心耕作自己的那片诗歌之地,不像很多年轻人为了出名不顾一切地恶意炒作,也没有如一些功利者那样,为了点蝇头小利,会削减了脑袋拼命往里体制的空子里钻,天岚只是沉稳地写着,踏实,稳重,不耍滑,不投机。我们在他的诗里几乎读不到花哨的句子,也见不到那种急于成名的焦虑和偏执,他总是那么舒缓,平和,如春风拂柳般善解人意,这并不是说他作为年轻人没有朝气,缺乏活力,其实,他是将这些都埋藏在了心底。他的内心还是有激情的,而这种激情转化成文字后,却又是另一种造访人生的梦想,温暖而不乏感伤,优雅却又带着辛酸,在向往美好的同时,内心的警惕性与危机感,不时地触动他去理智地面对激情,去化解冲动。由此,他才会去邂逅一条无名小河的平静(《河流》),在行走的列车上观察一只小蚂蚁(《蚂蚁搬家》),才感慨于对春天的伤怀(《春逝》),对深秋的叹息(《秋已深》),只有这些才是永恒的记忆,当能彰显生活之诗的魅力。

如果说2008年之前的天岚还在靠想像与天分写作的话,那么到了2008年之后,天岚再下笔时,一种出其不意的沉实从其笔端流露出来了,这似乎是一种向经验世界的回归,回归到爱与孤独,回到了心灵世界与生命意识中。他对人世物界的爱,都透出一种暖意,比如他给妻子囡囡写过不少诗,那种至情至性的爱虽带着个人的印记,却是人世间极富温情的爱之流露。他还有一首诗叫《时光札记》,从2003年一直写到2011年,八年时间,对于一个从青春向成年过渡的重要人生阶段,诗人从稚嫩走向成熟,从一种爱走向另一种爱,从一种孤独走向另一种孤独。前面的孤独是一种青春无伴的孤独,而后面的孤独,则是他与人生的另一个自我较量的孤独,当他战胜了过去的自我时,一种无可再战的孤独会在瞬间袭来。它也会让诗人重新拿起笔,写下不同的孤独给自己带来的成长和变化。那种隐隐的疼痛感,一种慢慢溢出的情感流淌,会在不经意间打动自己,继尔也打动每一个曾经走过并与之产生共鸣的80后读者。天岚曾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孤独源于故乡》:“起伏的山峦  如马群/将他重重围困/多年的突围终归徒劳/他退回一颗米粒中/孤独从打谷场开始扩散//山林挡住了视线/沙石错乱了脚步/在陌生的城市/一个口吃的孩子/磕磕绊绊  迈不出一个完整的步子/穿过街巷人流/他抱起石头直往心里砸//苍岩黄土的故乡/是什么样的隐者/在他的胎记里种下了泥土和粮食/又在他的后背/刻下命运和流放图//什么样的故土守护神/时而退避三舍/时而卷土重来/时而派出魔鬼军团/包抄一个手无寸铁的子民”一种莫名的乡愁突然而至,诗人一时难以招架得住,但他最终还是挺住了,并将这种乡愁化作了一抹淡淡的精神召唤,让一个乡下孩子在城市里闯过了重重关卡,从而走上了一条追求精神自由与平等之路。这是来自心底的追问,如果对自己不负责,那可能就是一场人世的罪过。

一个人的转变,时间才是最终的审判者,同时也是善意的提醒者。它会提醒我们人生所带来的机遇,以及把握各自的生活现实,会给一个人带来完全不同的命运。当诗人遭遇各种变故,都会在内心留下阴影或创伤,这种阴影或创伤可能就是其前行的动力。诗人负责去记录,而时间则再次承担了见证的功能。“路越走越暗,徒剩黑暗垒成四壁/面壁思过的人,就是今天写字的人/把自己反锁,在门板上/咣当咣当写着,却字不成句的人/疯狂还是救赎,他无力抉择/气囊已成块垒,诗句昏暗无光/火把燃尽,枷锁锈死/他多想借无人之夜,冲上盛世的广场/做一个胡言乱语的傻子”(《囚徒》)。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己身体的囚徒,更有可能是思想的囚徒,我们将自己圈在暗无天日的内心里,焦灼,虚无,最终陷在过去的记忆里无可自拔。这既是忍受者的结局,或许也是诗人的宿命。有时候,说多了就是一种罪过,而真正的无言也可能是一种担当。诗人深知此点,但他没有理由不说出,因为他知道担当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所以,他才会写出《高楼闲愁》、《跑调者》等担当之诗,如同灵魂私语般的批判,源于诗人独立的立场,以及不为俗世所裹挟的清醒姿态。诗人恰恰能恪守这一做人为文的信念,不盲从,不自傲,也没有带着怨气的不屑和愤怒,他只是在精神上寻求自我的认同,这是他让自己坚持走下去的理由。否则,一切的努力,都可能在黑暗和狭窄的路上前功尽弃。

悲剧意识,是天岚诗歌中挥之不去的情怀,由此可见,他的人生思索,更多时候或许是被一种精神疼痛所把持和困扰。从早期作品,到近期诗歌,我们都能够充分感受到那一道精神难题,它让诗人困惑,也让我们迷茫。“弹起忧伤,我情愿做一个错音/在琴声中死去。放下妻,放子/放下半生坎坷和一生负累/含一句话,轻身上路/最好是在黄昏,牛羊牧归,田野空寂/琴木入土,我侧身站立/看草木兴亡,看灯火明灭”(《草木兴亡》)。这是一种何等的哀伤与悲痛,写这首诗时,诗人刚二十岁出头,虽然是借助草木这一意象来写诗,他竟已如此看透生死,当能彰显出诗人的认识之真切与思考之深刻。天岚早年的出手不凡,其实也更多的体现在这样一种大格局的表达里,深切,饱满,他道出的是一种价值和信念,而非纯粹的技巧与形式。这其实也是天岚诗歌一直以来给人信任感的原因,也就是说,读他的诗,不会让我们失望,他不会有一首诗写得很好,而另一首写得很差的时候。他创作是比较整齐和均衡的,这十年来皆如此。不论写人情世故,还是抒世间情怀,他都竭尽全力,用情颇深。他写父亲的一生操劳,写母亲进城的陌生,写爷爷坟前的景象,写姐姐的不辞而别,都呈现出了爱和善的坚韧,但这种坚韧里,还是深藏着无言的悲伤与痛惜。那是对一种底层身份的无望,因为诗人的原始底色早已注定,他无法掩盖,唯有将此当成一种寄托,当成一份资源和动力,方可获得灵魂的救赎。其实,书写悲剧的过程,就是诗人心灵净化、趋真求善的过程。他以一个蚂蚁的视角来看待周遭世界(《一只蚂蚁的自述》),以回忆的方式缅怀和思念故友(《一个人走了,便没有回来——给友人周建歧》),以惺惺相惜的共鸣对作家史铁生的悼念(《扶轮问轮的人》),以回忆童年的方式为当下的人生赎罪(《喜鹊》),以形象的书写表达对自然之物的敬畏(《大树的悲伤》与《中国麻雀》),以形而上的思索对接形而下的现实(《尘嚣》)……这样的写作里,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悲悯与宽怜之心,对人世如此,对物界同样重视。这种悲悯情结,贯穿了诗人十年创作的始终,但在那貌似黯淡的表达背后,其实有着诗人的一颗光明之心。“无法停留,我和我的人群/混迹于一座北方的城/南来北往的陌生和肉体的悲欢/无法停留,我疲于奔命/却始终没找到那个地方/我想要的大悲欢/我想要的性情、温暖和眼泪/统统躲在人群的欢颜背后/他们浑然不知我的悲伤/不知我上错了车,坐过了站/不知一条长满杂草的盲道/就那么直直地通向了我的内心/我和我的人群/最终没有握手言欢”(《盲道》)。这是诗人书写的现实中的盲道,也是一条内心的盲道,在预留给盲人行走的路上,诗人偶尔会失去人生的方向,这种悲剧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因为它失去了人生的边界。如果想要继续生存,前行和游走仍是必然。

这些年来,天岚一直在北方的几座城市间来回游走,它们构成了他全部的青春记忆,从故乡张家口,到上大学的唐山,再到工作的石家庄,再到首都北京,这是他人生行走的一条轨迹。各种交通工具成为天岚人生的助推器,火车、汽车、飞机,在这来回穿梭的道路上,他沉思,冥想,并不停地探索着词语的价值和思想的意义。当我们看他那些有感而发的诗歌时,会发现它们都是诗人“在路上”的结晶。在火车的呼啸而过中,思绪的某一瞬间灵感凝结成了诗人的语言秘密,他无需借助什么通灵的异数,也不必刻意专注于对形式的追求,那些人生对接现实的遭遇和感慨,足以让他寻找到汉语的光彩,也可让他返观自身寻回内心和时代交流的入口。就因为内心的真实,这一切离诗人并不遥远,你以一颗什么样的心对待笔下的文字,而你笔下的文字也会以同样的道义来报复或馈赠你。这种词语和人心之间的平等,其实正是诗歌写作的常识,它在很多诗人那里已经失传,但在天岚的内心,它仍然是写作的道德律。

既然内心存有这一信条,他必将继续“务虚”下去,在诗歌这条道上从容地行走。因为在这喧嚣和浮躁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都在务实地生活,或许只有务虚才是一条能走回内心的通道,否则,当我们迷失于人生的路向时,还不知预言的悲剧早已靠近了我们。在生活与写作的交织中,天岚逐渐悟解了“务虚”之道,他选择“宇宙”、“人间”、“故乡”、“童年”、“时光”、“人群”、“灵魂”、“命运”、“写作”和“诗歌”这些关键词来思考,来命名,这些或大或小、或虚或实的词语,构成了天岚写作全部的力量感。它们都与存在有关,和人生相联。不管离一个现实的人有多远,这些汉语之花,总能在内心、在纸上、在笔端重新获得它绽放的机会。尤其是当诗人和那些“无用”的东西相遇时,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才会呈现,它可能是一个梦境,也可能是一场幻想,但它事关“务虚人生”的悲欢离合,事关“纸上虚言”的一切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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