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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阅平小说的方言意义
发布时间:2016-02-06作者:韩仰熙 关注度:[]来源:河北作家网

    语言是文化的中心内核和最基本的标点。特别是在古老的民族文化的积淀中,语言至关重要。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历史的传承和文明的进步。而对于中华古老传统的流脉来说,汉语以其独特的音与义,以及方域性和多样性,成为华夏文化不可或缺的承继符号。在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而漫长的岁月中,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构成了风格迥异而又肌理一致的民俗民风和人文语境,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地缘性。

朱阅平小说创作自觉关注并探寻和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流脉,文学文本没有放过这些既极具差异又凸显共性的方言,他对方言俚语的挖掘独具慧眼。在他的写作中,不仅让人物的口头语言成为地道的方言,就是在小说叙事的文本话语中也大量“启用”方言俚语,真正提醒了当代文学中言语表现的“革命”。

一、 语言是文化的基本标点

相对于文化的宏观范畴来说,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标点,而相对于文学而言,语言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从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的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语言更为文学发掘历史文化提供了“能指”的最大空间。

“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和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对我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都是举足轻重的,其文化审美语境的最后形成,首先得益于文学写作语言的革命,即废弃文言、选择白话。从这种意义上讲,语言是一种权力,对于文本是真正的话语权。它对动摇当时的封建文化根基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白话文”写作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可以说,“五四”之后,文学话语更接近生活了,文学文本更靠近读者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语言的变化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受众。在建国后的50年中,普通话的逐渐推广也促进了文学话语的规范化使用。在写作方面,甚至形成了一种通行的“规范文字”。在文学读本中,除了人物形象的口语之外,叙事和抒情语言也规范为普通话。再加上文艺路线和政策的“样板化”要求,普通话也成为文本写作的样板格式。当然,这一点也是作家个体所无法回避和无力改变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隐去,“寻根文学”卓然出世,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探寻不断深入。方言——这个文化的基本标点便成为小说家们最为青睐的地缘文化的焦点。

二、 方言代表了厚重的文化历史

我个人认为,朱阅平的小说写作和语言习惯深受寻根文学的影响。寻根文学是新时期小说创作整体表现上的一个闪光点。寻根文学的小说家们在写作上的目的是“用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民族自我”。他们所瞄准的正是我们华夏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朱阅平的小说大多展示了审美层面上的地缘价值。这一切既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与必然,也是目前文学写作所面临的深化或选择。这与西方文学流派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与启示也是密切相关的。从文学接受的实际情形来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以描写民族风情著称于世的沈从文、废名、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仅仅是“重见天日”,而是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汪曾祺、邓友梅们以民俗民风、历史文化为对象的小说备受青睐。文坛的风尚直接导引了文学创作的趋势,民族的东西、民族的“根”真的被“文学”重视起来了。而朱阅平深谙民族之根所蕴含的无限生机,他以自身的经历(一直在家乡,在基层)和切实的生命体验开始了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挖掘。他很快就发现了方言所涵盖的独特文化。他的小说也随之诞生了一种别致的语境。

方言里有厚重的历史。张家口的许多方言记载和保留了古汉语的特色,不仅是发音(入声),就是在语义方面也有历史的色彩。小说作为文学的基本形式,要恰当地展现历史和民族的文化脉络,仅仅使用规范的语言是不够的,其手段和目的也是“不搭调”不和谐的,就像穿上“戏装”唱英文歌一样。所以,只有纯正、地道的方言才能把那种民族的文化的味道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如山陕话的短促、粗砺、豪猛和当地民情民风有关,闽粤方言的快捷、幽婉、跳跃也与其民间时尚相关。

朱阅平的小说在叙事语言上也直接使用了方言。《瞭》、《寻刀》等作品中均有扑面而来的独特的语言气息。从“地缘文化”来看,地理和历史的因素造成了不同特征的文化表象。张家口处于农耕与游牧交汇地带,坝上坝下的风情也表现在人的性格与语言上;或直率粗砺,或热切流畅,或刚健宽泛……十里不同音嘛——恰恰表现出了张垣大地文化历史上的“地缘”特点,其形式是最逼真而又简练的。所以说,小说对语言的挖掘正是对文化的追溯。朱阅平是可敬的!当然,对方言使用把握的“度”就是——读者能够明白,决不可能是任意挪用或没有节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创造中的语言和民间口头方言也不能纯粹等同或相互替代。

众所周知,方言是“边缘文化”的血脉,更是地缘文化的浓缩性表象。韩少功、李杭育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规范文化”和“非规范文化”两类,规范文化是中原文化、儒家文化,其“根”已经烂掉了;而非规范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却生机勃勃——这就是“边缘文化”。很显然,要“寻根”,就不可能放弃边缘文化,就不可能放弃边缘文化中的方言。近几十年来,作为小说家,朱阅平在小说作品中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

三、 朱阅平对方言的使用是难能可贵的

朱阅平的“叙述方言”对历史文化的表达产生了独到的效果,特别是使小说的“语言情境”得到了基本的再现。这种“再现”促进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的统一,对文学接受也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靠近。不无夸张地说,这种“靠近”也凸显了一次文学语言的“革命”(对此,我们的小说史不可能给予忽略)。

总括地说,其特色在于以下三点:

1.小说的“叙述方言”使文本的“故事时间”更准确,从而反射了文本时间的真实性和“世界时间”的可能性。这在他的《瞭》、《寻刀》等作品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比如地名和人名——小说人物名字——“羊粪蛋儿”等,称谓——“爹娘”等。如果小说没有借助“方言”的叙述,那么就不可能体现出故事环境的真实可靠以及人物的“立体感”。

2.小说的“叙述方言”使小说的“讲述感”进一步增强,真正做到了叙述者与作者的历史重合。这一点也是最能体现叙事文学“时空观念”的手段。在这方面,他的小说《瞭》就很到位。“瞭”——“瞭望”——“看”的意思——张家口的方言。这篇小说讲述的是被忽视的生日,被忽视的童年,被忽略的生命。比如他的叙述——《瞭》“邻家院门轻轻牙开一条缝儿,闪出一对好看的小毛毛眼儿,”、“太阳还没爬上村前的大山尖尖”、“娘会买锅大一个蛋糕”、市长还亲自给你爹你娘夹菜哩。”、“给你爹夹的是荞面粉坨子,给你娘夹的是豆馅的年糕。”、“有斗盆大,不,有磨盘大。”——地地道道的方言,而规范汉语里不这样“说”。可见,小说的“讲述感”非常有效果,那种“语言”抓住了读者的“听觉”世界,赢得了读者的信赖。

3.小说的“叙述方言”使小说言语具有深刻的意蕴,促使了读者体悟的快速完成,也再现了历史中“人”的活动范围,重新保存了那个响亘千古的声音——告诉后人:是语言让世界存在。《寻刀》写得是少年的心事——也是成长的力量。为此,小说几乎有了传奇色彩,不仅是有关穷困的故事。朱阅平恰当地用了方言——“山势原本陡立,可长城又蛮横地挡在山顶,村里人砍倒大树做成简易木梯,长城一边放一架,好让村里的娃们上学。”、“校长黑溜棍儿,本地东山不烧碳,西山不挖煤,都是父母惹的祸,听说他一出生貌似一只黑胶鞋。”、三梅一愣,心说今儿真遇上傻二了。”——非常典型的方言,把读者很快就带进故事。“晚上饭肯定是‘瞪眼儿稀’——公孙饱给自家的饭编了顺口溜:‘早上顶心盔,中午黄一堆,晚上瞪眼儿稀’。”、秦刚看完信,驴拉磨一样低头转了几圈。”我爹说他要能捉住鬼,保准让鬼挑三担水。”活脱脱的语境里,活脱脱的生命。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朱阅平的30多部小说作品集中起来,我们就可能得到了一个历史时段的张家口人文语言的风貌全景。当然,朱阅平在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上还存在一些“不一致性”——这需要进一步协协同人物和情节修订或改进。

总之,是语言对历史的作用提示着文学的探索,或许是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的成功的探索为朱阅平的方言写作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与此同时,张家口的其他艺术形式对方言的挖掘也给朱阅平很多启示。如:康保二人台曲艺、蔚县秧歌剧等戏剧、口梆子等。我想这些对朱阅平的文学写作、语言实践也会发生特定的推动。无疑,这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的表现,对革新文学文本的格式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环顾今天的小说写作,再看朱阅平的语言特点。我们应该给他点赞,他在写作语言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对方言俚语的挖掘可谓独具慧眼,在写作实践中,他更本真地靠近了方言,也更大胆地启用了极具差异又凸显共性的方言。也因此,他的小说作品构成了风格迥异而又肌理一致的民俗民风和人文语境——这就是他的小说方言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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