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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从《极花》看文学从业者的良知
发布时间:2016-03-17作者: 关注度:[]来源:河北作家网

 

在我的中国经验中,中国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只要有作品出版,总能“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这个经验在新的一年即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有一部新作,开启了“尚未出版即好评如潮”的新纪元。这部作品就是贾平凹的《极花》。2016年1月14日——这个日子的含义是,即使是先期刊载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亦尚未来得及普遍送到读者手中——我到网上看了看,在如潮的好评中,除了有一篇出自《人民文学》的编者,是有机会看过原稿的,其余的好评,所依据的基本上就是“提前流出”的该书作者为这部新书所写的一篇《后记》,和一篇叫《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的对这位作者的访谈。虽然不涉及文本,但不影响做出好评。而在这些好评中,说得最好的是这样一种说法:新年伊始就有了贾平凹的这部新作,预示着2016年将是一个长篇小说的丰收年。

我写小说的时候,相信一种说法:没有难度的写作写不出好小说。我不知道这种给自己出难题的做法,是不是也适用于写批评,但这回我也给自己这篇文章出个难题——虽然我一直主张批评要从文本出发,但这回咱也试试能不能尽量不,至少是基本上不涉及文本。

 

郜艳敏的故事

 

按“提前流出”的信息,贾平凹这部新作写的是一个被拐女的故事,是在2015年的夏天写的。他在《后记》中说:“我喜欢在夏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虽然他在《后记》中又透露,这个被拐女的故事,是十年前一个无雨的夏天,“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听他的一位“老乡”说的,而且在“ 2014年的漫长冬季,我一直在做着写《极花》的准备”,但“直到”2015年夏天才“开始动笔”。当然啦,这是贾平凹的故事,是关于《极花》从酝酿到写成的故事。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2015年的夏天,另一个被拐女在中国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而且是被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角度给予的关注。这个被拐女叫郜艳敏。

2015年7月28日,有人翻出了一则两年前的旧闻,即发表于2013年5月13日的一篇报道,题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人: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指责其“作者用匪夷所思的逻辑,轻描淡写地跳过妇女郜艳敏痛苦而耻辱的被拐经历,转而赞美她的大爱。”这一“翻”不要紧,两三天内就成为一个舆论关注的焦点,那篇两年前的旧文自然也被重新晒了出来,人们果然从其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因为她是村子里学历最高的人——初中毕业,她成了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因为孩子们渴望的眼睛,她选择留在了带给她痛苦和屈辱的异地他乡。因为一份本能的大爱,她饱经苦难的生命像美丽的山花绽放。”

这样我们就有了“这一个”被拐女的故事。郜艳敏出生于河南许昌市襄城县双庙乡化行村一个农民家庭,1993年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境不好没有再升学,到了河北蠡县一家毛线厂打工。1994年农历5月初,年仅18岁的她准备回河南老家看望父母,在石家庄火车站排队买票时,被两个女性人贩子拐骗到唐县。她察觉后几次试图逃脱,但都未成功。随后她被转卖给3名男性人贩子,其中一人将她强奸。然后,她又被以2700元的价格卖给河北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一个比她大6岁的羊倌她曾经试图抗争,三次自杀,都没有死成,两次逃跑,都被追回。一年后,她在丈夫的“陪同”下看望父母。她抱着很大的希望想留下,问父母:我能不能不回去了?等来的是父母艰难而尴尬的回答:“希望你首先考虑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如果你不回去,他们就人财两空了。”“他们也是农民,不容易。”“在咱们这个地方,结过婚的女子,再想找个好对象就难了……”她只好又跟着丈夫回到下岸村。2003年,她当上了村小学的代课教师。2007年,她被评为“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2009年,根据她的“先进事迹”拍摄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公映,有人认为这部故事片的片名应改为《卖进大山的女人》。2013年,她被推荐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人。

2015年夏天的这次舆论关注,参与的人群有不同,关注的角度亦有不同。最早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一则“公安表态”。实际上它只是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7月29日所发的一条微博,表示:“人贩子必须严惩,买主也必须追究刑责。对受害人应当救助,不能纵容拐卖、同情买主。”后来它变成了新闻,并被敷衍为“已督促当地警方展开调查”。不过,即使仅仅作为一种态度,它也很快被化解掉了,据说是郜艳敏本人表示“追责已晚,希望能平静地生活,家人不再受伤害”。而更大的争议则聚焦在应该怎样看待郜艳敏的经历上,包括一种认为“基本的人格和尊严都不要,女人之耻”,一种认为“非要成了烈女你才满意?”,可视为两极的代表也有一般性的评论,比如有篇文章的标题就叫“把感动还给河北,把尊严还给郜艳敏”。就是一种说法吧,实际上“十大”或一百大人物是不是真的感动过河北,没人知道,而郜艳敏的尊严,更不是别人能“赠送”或“还给”的。过多的复述会让读者厌烦,也没有必要,何况这种舆论关注的正常结果,不在于它能不能达成一边倒的共识,而在于它的价值取向的主流是不是积极的。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次舆论关注虽然还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实质,但至少有一点是积极的——它把个人的尊严“挺在了前面”!正像一位网友所说,过去那种认为“相较于集体利益,郜艳敏的个人权利可有可无”的价值观,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

有趣的是,这一“翻”,还翻出了一部叫《阿霞》的电视剧,和一部叫《盲山》的电影。它们的问世都比《嫁给大山的女人》稍早些。拍摄于2006年的《阿霞》,讲的是高考落榜生阿霞被拐卖到了吕梁山区,却被当地老乡质朴的“大爱”所感动,不仅生下孩子、照顾丧失自理能力的“丈夫”,还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故事。到了2015年,网友们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视剧的“顾问”,正是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现已因贪腐而落马的“大老虎”——申维辰。而于2007年公映的《盲山》,讲的则是一个被拐女一次次逃跑、被抓回、再逃跑、决不放弃的故事。到了2015年,网友们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几经周折,直到将结尾做了几乎是相反的改动,才得以公映。这个关于三部影视作品的故事,说明历史还是在往前走着哩,或如网友所说:如果说,过去10年里,郜艳敏、“阿霞”还可以在某种“叙事技巧”之下被文过饰非,被演绎成“大爱无疆”,现在已经不行了。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并列的画面:在同一个时间里,有两个空间,在一间书房里,作家贾平凹正在写他的《极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被拐女郜艳敏正在受到舆论的关注。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互联网上的这些关注,书房里的贾先生知道吗?

 

何谓“良知”

 

如标题所示,本文的诉求标的物是良知,不是良心。在我看来,良心诉诸感性,良知诉诸知性。要求所有的文学从业者都是知识分子太理想化,不现实,但起码,他们应该是有知识的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有些事情则是某一类人必须知道的。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两条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你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这两条知不知道都没关系,但如果是共产党员,不知道就不好了,不对了,不应该了。

贾平凹在接受采访谈到《极花》时,说“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这个话很形象,也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里,“乡村”被拟人化了。很多村庄消失了,这是事实。消失了的村庄好比死去的人,死了以后就变成了幽灵。但是这些幽灵并没有在广阔的田野上游荡,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吧,跑到城市里去了。也不是进城逛逛那种,而是到城市里去哀嚎去了。这个幽灵在城市里哀嚎了一些什么呢?他说——

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

我想这应该就是《极花》的“主题”了。既然我们已预设不涉及文本,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最可靠的当然就是相信作者自己的阐释了。那么,一部以这样一种东西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会传达出怎样一种它的写作者的良知呢?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它是替那些买下被拐女的“光棍”们说话的。在这个2015年的夏天,当网上响起一片强烈的谴责声,有网友甚至直称这种“买方”至少触犯了“强奸”和“非法拘禁”两项重罪,甚至法律也做出了调整,明确“必须追究刑责”的时候,在书房里写作的贾作家却挺身而出,替这些人说话了,认为正是因为“城市夺去了农村的女人”,才造成了这些“最后的光棍”。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个放到后面再细说吧,因为贾作家是把这一点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全面剥夺”的大背景下来观察的,正如他在《后记》里所说:“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

关于中国农村的被剥夺,有哪些事是一个文学从业者应该知道,必须知道,不知道就不好了,不对了,不应该了?首先,中国农村确实经历过一次非常惨烈的被剥夺,惨烈到上千万(或数千万)人被剥夺了生命。但是,虽然被剥夺者的主体确实是农村,剥夺者的主体却不是“城市”。城市中的多数人群同样也是被剥夺者。这一次剥夺的目的很明确,用学术语言来表述,就是为国家的快速工业化筹集原始资本。直到今天,这种为了国家怎样怎样而不惜剥夺个人的事并未绝迹,但工业化毕竟已经基本完成。“众所周知”,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期。还有一点或许更“值得一提”:在那个农村被剥夺得最惨的时期,并没有发生买被拐女一类的犯罪行为。在我们的想象力有限的文学画廊里,那时候最常见的浪漫故事,往往是一个光棍,某一天发现某处有个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女人,领回家给了她一块菜饼子吃,那女人就留下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个中间环节,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又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农业机械被大量、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后,以“三亩地、一头牛”为标识的小农生产必然解体,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生活方式也必然随之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与某个人喜欢住平房还是喜欢住楼房无关。在这个农业生产集约化的过程中,怎样使农民体面地、有尊严地完成这个转变,尽可能地多受益少受损,文学大有用武之地,但有一点是有志于此的文学从业者应该知道也必须知道的,那就是:地域上与我们相邻,文化上与我们相近甚至相同的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相当成功的经验,而我们没有借鉴这些经验,并不是因为文化上或经济上的原因。这个早已不是什么“秘闻”,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最好还是不要当什么“乡土写作”的作家,或就此乱发感慨的批评家。

生产方式改变过程的不顺,自然会带来生活方式改变过程的不顺,但这跟大量农村的消失完全不是同一个范畴的问题。一大批不适合新的生活方式的农村迅速消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最近河北省就公布了一个规划,要在今后五年内撤并13387个村庄。这个有整有零的数字表明,它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会认真去做的。它不仅有“撤”,同时还有“并”,表明在旧的村庄消失的同时,也会有新的村庄出现。至于这些新出现的村庄会是什么模样,是不是符合它的新住户的愿望,是不是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个人对此倒不是很乐观的。但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文明的进步,却是毋庸置疑的。有那么几个文人,以怀旧的心态,表达一下对昔日田园风光的留恋和追忆,无可厚非亦无伤大雅,但若由此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觉昨是而今非,便是一种倒退了。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人必须经历的过程,不管这个过程中有多少痛苦,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也不管那些不尽人意处人为地增加了多少额外的痛苦,我们还是必须知道那个最核心的根本——它毕竟形成了对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的冲击。知道或不知道这个,就是有或没有良知的分野。

 

是因为“穷”才会去买被拐女吗?

 

1994年,购买郜艳敏的成交价是2700元。我粗略地用购买力折算了一下,略相当于现在的8万元。再用我的收入换算,大概也是这个数,可为验证。中国农民真正“穷”的时候,是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的。当他们全靠“鸡屁股银行”得到那点可怜的现金收入,以换取生活中最不可缺的油盐酱醋时,中国并不存在多少拐卖妇女犯罪。有需求才会有供给。

然而这个问题又确实跟“穷”有点关系。当然只是相对的“穷”。我们的“专家”好像至今无人做过这方面的认真的、有学术价值的调查,反正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可信的调查结果。我只有一点个人的中国经验。1980年代后期,我接了一个这方面的活儿,在某一个“第六劳改大队”住了两天,“审讯”了几个因拐卖妇女被判刑期很长的服刑犯人。按他们的“交代”,他们对于手里的货在哪些地方容易出手是有研究的。这种地方比较穷,但不能太穷,否则卖不出好价钱。这种地方比较偏僻闭塞,买下的女人不容易跑掉,人家才敢买。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这种地方要的彩礼特别高。按他们的“交代”,天底下有男人的地方就有女人,只有当你的要价比当地的彩礼价低到一多半时,人家才会选择买媳妇而不是娶媳妇。在那些彩礼高达15万至20万的地方,一个女人才有可能卖到8万。

我无法证明所有的拐卖妇女案例都与高额彩礼有关,但我相信都与农业文明有关。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是一个整体,包括着索要彩礼的习俗,包括着从古老的“二十四孝”里学来的极端化的道德样板,包括着对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德报怨克己复礼皇恩浩荡奴才有福的孜孜不倦的倡导,甚至包括着某种对买家有理、谁花钱谁有理的默认,可以说涵盖了涉及拐卖妇女犯罪问题的几乎所有方面,直至它的边缘部分。在贾平凹的《后记》中,控诉的矛头直指“城市夺去了农村的女人”,就是把女人视为某种“物”,而且还是附属物的显例。实际上,在这场社会大转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大批转移是大势所趋,男人女人都一样,“留守”农村的女人比男人只多不少,她们同样也不“性福”。从根本上说,只有当整个社会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拐卖妇女和购买被拐女的问题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且,毫无疑问,它肯定是先让每一个购买被拐女的男人都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然后才不会有人去干拐卖妇女的罪恶勾当。在2015年夏天那个“郜艳敏事件”中,还有一则被翻出来的旧闻,说的是郜艳敏被感动了河北以后,有记者去采访,却遭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的抵制,有村民当面嘲讽记者:我们村还有60多个光棍,你们给办办?这个话,和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的有谁理会那些窝在农村的最后的光棍,从文字到语气都惟妙惟肖。然则《极花》里能有的思想高度,大概也就和下岸村那个村民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当然,不同的是,你会在《极花》里看到种种的叙事技巧,包括《后记》里许诺下的水墨画法,亦即将边界和细部含糊化的技巧,或者将“大爱”大到“无疆”,以便塞进些不该爱的也让你去爱的技巧,以及诸如此类只有著名作家才会玩的玩法。当然您也不能期望值太高。像《老生》中出现过的那种《山海经》式的语怪,像男人穿着件列宁服晃来晃去,或村民们整沓整捆地烧金圆券,会不会又在《极花》中情景重现,我还真不敢保险。君不见就是在短短的《后记》中,还是出现了“经调查,农村的妇女百分之六十性生活没有快感”这样的语怪。真有这种事?不会是把“快感”和“高潮”弄混了吧?看来常爱在小说里加一点性描写的贾作家,实际上对性常识知道得也相当有限呀。

 

原载《文学报》2016年2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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