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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三十年前的先锋不会再来了
发布时间:2016-07-26作者: 关注度:[]来源:河北作家网

                            

2015年临近结束时,文学出现了一个小热点:先锋文学30年。后来渐渐都叫成了“30周年”。2015年12月17日,《文学报》发表了《三十年,有多少“先锋”可以再来(上)》,随后又在12月31日发表了同题的(下)。这中间,《文艺报》则于12月21日发表了《我们是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河流——“70后”写作与先锋文学四人谈》。这篇文章的题图上还显示了一个“70”的繁体字样,但不知是何用意,与正文是什么关系。都是“对话”体。《文学报》的(上)和(下)都由傅小平主持,参加者分别是孙甘露、张闳、洪治纲和张清华、李浩、杨庆祥;《文艺报》的由郭艳主持,参加者是马笑泉、李浩、弋舟。

很明显,说“30周年”和说“30年”是不同的。往下我们会不断碰到这个问题。但我首先要说的是,这三场对话真正谈到的话题,既不是30年来的先锋写作,也不是30年前假定有过的那个先锋写作的“浪潮”,而是当下活跃着的一小部分“70后”作家,与大约30年前的一部分先锋写作的关系。《文艺报》的“四人谈”,除主持者外,受邀参加对话的都是“70后”作家,很自然地,他们谈的就是他们从那一部分先锋写作中所受到的影响。《文学报》的对话者中不全是“70后”,但从谈到的内容看,无非也是比“70后”年长最多十几岁的作家批评家,来说说他们所看到的那一部分先锋写作对这一小部分“70后”作家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一个边界相当刚性的话题,它涉及的既不是整个先锋小说,更不是整个现代小说的写作,也不是大多数“70后”中国作家。当然,这是指对话所谈出来的结果,应该说并非话题设置的初衷。实际上,我们从一些对话者的谈话中,也常能听到一些原本就是奔着那个初衷而去的说法,例如在《文学报》的对话(上)里,就有这样两个小标题:“要是与西方现代文学传统相比较,中国先锋文学就不具备先锋性”;“如果说先锋精神的核心是‘创新’,那么现在的文学创新性很小”。提出这两个见解的,分别是洪治纲和张闳,都是较为年长的批评家。仔细琢磨这个话,是不是颇有对整个对话“全盘否定”的味道?

这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也正是我想回到这个话题设置的应有之义的缘由。我们既然要谈先锋文学,就不能拿那些不具备先锋性的东西当先锋文学来谈。我们既然要谈文学创新,就不能拿那些创新性很小的东西当文学创新来谈。“70后”作家当然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包括他们彼此之间的看法也可以截然不同,比如在谈到“现代派内核”时,弋舟认为“这种对于现代派内核的‘自觉’,绝大多数‘70后’是没有的”,而李浩则认为“许多‘70后’作家,像徐则臣、黄孝阳、李约热、黄土路、盛可以、张惠雯,他们对现代主义的精神认知上非常自觉”。但这不等于别人就没有了发言权。事实上,细读这三场对话,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哪怕只是比他们年长十来岁,看问题的角度,想问题的方法,都与他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是我们中国的特别国情!“70后”这代人,作为一个“代际人群”去考察,确实存在着共有的局限性。虽然总会有若干个体突破这种局限,但这不妨碍对那个人群的共性的考察。这里只说与本话题有关的两条:历史感和逻辑精神的短缺。

 

             历史感的短缺

 

我们的学校里为什么要设置历史课?是为了让学生们知道并记住,在过去的时间里,包括已经相当久远了年代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什么大事?不是的。除了极少数将来仍以历史为业的,那些年代和月份,那些人名和地名,绝大多数都会被人们逐渐淡忘、遗忘。学校里设置历史课,讲授的确实都是一些历史事件,但讲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们死记硬背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年月日和人名地名,而是通过了解这些历史事件,建立起正确、可靠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将终生成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这个人的思维方式中的重要支撑点。当然,反过来说也一样,这种正确、可靠的历史感的建立,是以对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可靠的了解为基础的。三十年前反思“文革”的时候,有过一种说法,说“文革”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伤害,要在两、三代人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出来,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到来了。“文革”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叫“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昨天刚被颠倒过来了,今天又有人指出它“被颠倒”了,于是重新颠倒回去。颠倒过来再颠倒过去,朱德的扁担就成了林彪的扁担,叫做“历史服从路线斗争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正在中学里学习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对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有正确、可靠的了解?怎么可能建立起正确、可靠的历史感?然后,这些年轻人长大了,其中的一部分成了中学教师,而“70后”这个人群,正是这些教师教出来的。我做过一个私人的调查,动机与文学无关,具体说,是因为有人指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没有之一)郭守敬是“汉奸”。问卷是这样设计的:以现在中国的版图为疆域,在大约750到800年前,总共有多少汉族人生活在这块地面上?其中有多少人生活在汉族政权(南宋)的有效管辖之下?又有多少人生活上非汉族政权(辽、金、蒙元)的管辖之下?因为是私人调查,自然受访样本的选取绝对随机,并不符合统计学的要求,但我觉得那结果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结果之一是:在“70后”的受访者中,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为零。

《文艺报》刊载这个对话时有个导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横空出世”。这个“横空出世”,再典型不过地表现了历史感的阙如。我能意会,撰稿者的原意,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形容词随便用用,却不曾想一刀下去,就干净利落地切断了“这一个先锋文学”与整个文学史的所有联系。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您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又该怎样讨论它会往哪里去?

好吧,既然这个先锋文学总共只有30岁,推算下来,它应该是1985年“横空出世”的。对话中也提到了“85新浪潮”的说法。三十年也算一小段历史,为了找回历史感,我们就来看看1985年到底发生过哪些事吧。

 

        1985年发生过哪些事

 

我本人从头到尾一天不少地经历过1985年。不谦虚地说,那时候我还保留着随时随地关心国内外大好形势的旧习,而且身体健康,头脑清楚,记忆力上乘。如果我说那一年里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说不定您立马就会跟我急,但我确实认为,无论是在整个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中,还是在198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段里,1985年绝对是比较平稳、甚至比较平淡的一个年份。

只能说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事。

首先,文学的1985年是在一种乍暖还寒的气候中开始的。“清污”刚刚过去。如果不是时任总书记给这个运动来了个急刹车,这一年的开春恐怕会更冷些。你不能责怪当时还有些人心有余悸。寒天饮冰水,冷暖各自知。就拿我来说吧,虽然自己侥幸无事,但不久前本省党报刚刚发表过整版的大批判文章,里面以很大的篇幅,点名批判了铁凝的短篇小说《渐渐归去》。知不知道什么叫“党报点名批判”,可以当作检验“70后”有无历史感的试金石。虽然那时还没有“领军人物”一说,但我们相互看成是“一伙的”,实属自然,也就难免会物伤其类了。当然,人以群分,有心有余悸的,也有心犹不甘的,便有了后来的“反自由化”,但那是后话,表过不提。

与文学有关的,并不是先锋文学的横空出世。张闳说得对,那些后来被“70后”作家奉为师兄或样板的,“如余华、格非,主要作品多在1986年后发表”。对于先锋文学来说,1985年并不是一个温室年。那年我听到过一个传闻,传闻而已,相当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得到基本证实,记得好像是刘锡诚或崔道怡写的,但也是记得而已,找不到了。权当是稗史吧,说的是有几位北京的编辑和评论家,想开个关于现代派小说的座谈会。报上去。反复争取。有了松动:一定要开,也只能开个小规模的。妥协;报上去一份只有几个人的名单。又说不行。又争取。又有了松动:一定要开,只能在外地开,不能在北京开。妥协;联系好了在上海开。说那就开吧。正要动身,好像有几位已经到了北京站,正要剪票进站,又被追回来了。说这种会还是不开为好。还有一则较早的传闻,说博尔赫斯想来中国,通过外交途径表示了这个愿望,中国的有关方面经过研究,认为该博先生是个现代派作家,到中国来恐怕“影响不好”。就没让他来。这就是当时的国内形势。

对于先锋文学,1985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件真正有重要性的事,是两篇现代小说的发表,即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现在的“70后”不认它们,并不能掩盖或抹煞它们的重要性。当然,要说这种重要性真有多重要,也不是,只是对于有历史感的人来说,它至少是一个拐点。在这两位之前,中国已经有不少作家试验过现代小说的写法——是试验,不是实验。我不做文学史,不在这里拉名单书单,只举几个人们熟知或不熟知的例子。王蒙写过《夜的眼》、《风筝飘带》等,知道的人不少;铁凝写过《近的太阳》和《银庙》,知道的人可能不多。至于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是现代小说,但不少人认为它含有“现代小说因素”。不怕您笑话,我也写过一篇,叫《浑然一体》,不过向毛主席保证,绝非有意跟现在的碎片化唱对台戏。诸如此类吧,相当一些“传统作家”都做过这类尝试,而他们的目的也很明确,并不是想“转型”成为现代派作家,只是想让自己“多一副笔墨”,或者给“传统写作”中增加一些新质,即如在铁凝后来的长篇小说《玫瑰门》的某些局部,就不难辨识出某种现代写法的痕迹。当时有一本高行健所写的小册子,叫《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是很多作家都想找来看一看的。即使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形式上的模仿,它仍然是现代小说进入中国的历史的一部分,是有历史感的人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当然,我也同意张闳的说法,他在提到这些作品时,用了“王蒙式的所谓‘现代派’文学”的说法。我甚至愿意主张直接把它们称为“伪现代派”,因为它们确实是某种赝品,即如王蒙的《夜的眼》,用的确实是意识流的“手法”,但讲的仍然是改革开放初期拉关系走后门的“问题”,当时叫“干预生活”。不过我也要撂一句话在这儿:这是我们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先锋、是不是现代的唯一标准,即不看它用的是什么手法,而要看它讲的是什么事儿。不能用双重标准。正如不能因为事实上作家常常被生活干预,就免除了作家干预生活的责任。

刘索拉和徐星的出现,就是这样一个拐点。他们不是“传统作家”,他们一出手就是相当地道的现代小说。当然,人们相信他们以后还会写出同样的乃至更地道的现代小说。中国终于有了真正的现代小说作家。他们不仅在手法上,而且在讲什么事儿上,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们不能因为没有一步到位,就不承认这确实迈出了的一步。至于他们后来干别的去了,那是另一码事。至少他们没有“转型”。

1985年,在中国文学界最走红的外国人,并不是马笑泉提到的卡夫卡、萨拉马戈、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他只说对了一个,即马尔克斯,而另一个同样走红的外国作家是艾特玛托夫。真正影响最大、最深、最广泛的,是哲学家萨特,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而在当时的文学研究界(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种把文学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的“界”了),更经常地被当作某种“现代派小说样板”提到的作家则是乔伊斯和伍尔芙。不过,这儿也确实存在着某种断裂,也就是那个不受待见的德国人顾彬所指出的软肋: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都不具备直接读原文的外语水平。记得我参加过一个讲座,是一帮应该说相当高端的作家,听柳鸣九讲现代派。大家都听得兴趣盎然,同时也听得一头雾水。这却怨不得柳教授,只能怨自己没读过乔伊斯和伍尔芙。然而,任何较大尺度的历史事件,都会有某种代偿机制,当时的中国作家,也找到了一条捷径,就是通过某种“相对通俗”的现代小说,来认识现代小说的文本,其中最流行的便是美国的现代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和《海鸥乔纳森》。更抄近的,则有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日本电影《罗生门》。这类电影用的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电影手法,但表达的内容却具有某种先锋意味,至于那些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真正的先锋电影,其实是看不太明白的。中国作家对那些荒诞戏剧也很有兴趣,像《等待戈多》、《椅子》、《秃头歌女》等,虽然很少有人真正读过剧本,更不要说看过剧场演出,单是那简单的剧情介绍,比如“两个流浪汉连续两天在小路旁的枯树下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都没等到,但每天都有一个小孩来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不来了明天准来,而实际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叫戈多的人。”仅仅这么几句话,就相当于在中国作家面前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现在的“70后作家”可能觉得这很没面子,但当时的中国作家并不这样认为。但凡有一点起码的历史感,就不会对这种历史的真实轨迹视而不见。如果说这里面有什么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愧,也不是那一代作家。谁叫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五十年的断裂?不错,沿着历史的轨迹再上溯半个世纪,我们确实会遇到一些名字: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杜衡、杨邨人等等,还有戴望舒、李金发、徐志摩等等。这些名字到了八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也没有被彻底遗忘。举例来说,2016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就刊有邢程的《未完成的“现代主义”:〈上海的狐步舞〉探讨》。应该说,这并不是近期以来唯一一篇提到穆时英的这个现代小说的文章。这篇文章着重强调了其“现代主义”的未完成性,却没有具体探讨它的“完成度”,但是从它的行文,特别是其中对《上海的狐步舞》文本的肯定性介绍来看,在批评家的心目中,这个“完成度”还是相当不低的。它明显在暗示,如果说“70后作家”整体来说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完成度,那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其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生活经历使然。

 

            逻辑精神的短缺

 

在《文艺报》的对话中,直接提出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没有之一)。而耐人寻味的是,我一向很心仪的主持人郭艳,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却显得有点儿不够理直气壮,张嘴就先撂下个含糊话:“‘怎么写’和‘写什么’其实是一体的”。马笑泉紧接着重复了这说法,然后指出:“正如成功的小说,形式和内容是无法分离的。”下一个发言的李浩进一步下了断语:这两者“互为表里,我不相信谁能掌握将之截然分开的解剖学。”当然,这是对话,张嘴就说,难免多一些率性,少了些严谨,但那背后仍可清晰地看出某种思维方式的惯性。这不是解剖学的领域,而是抽象思维的方法论的范畴。具体说,就是逻辑精神的短缺。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一开始就缺少逻辑精神,其实不是的。诸子百家中就有一家叫“辩家”,是人类文明中最早运用逻辑思维的开先河者。我们的老祖宗原也很擅长抽象思维,“白马非马”就是一个著名的典型实例。但那都是“群雄并立”时的事,等到天下归一之后,这种思维方式就很难再被“今上”所容忍了。逻辑精神存在的前提就是讲道理,任何论断必须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而“今上”的思维天马行空,正所谓圣意难料,一旦说出来,便是金口御言,草民只有“遵旨”的份儿,再没别的事可做了。

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怎么写”和“写什么”不仅不是“一体”的,倒是被区分得清清爽爽,叫做“清清水白白米”。逻辑的基本常识之一告诉我们,任何两个相邻的概念之间都可能有部分的外延重叠,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上的“质的规定性”。这是我们在逻辑推导中使用概念的基本原则。如果“怎么写”和“写什么”是“一体”的,那么讨论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你分不清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你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退出这个讨论。事实上,当它们“被一体”之前,这两个不同概念各自的定义都是清楚的——怎么写指作品的形式,写什么指作品的内容;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清楚的——内容决定形式。当旧的形式已经无法充分表达新的内容时,就会有新的形式产生。这个定理的逆定理是:只有你所表达的内容是旧有的形式已无法充分表达时,新的形式才具有合理性。詹姆斯·乔伊斯说:“我并不是想要这样写,而是不得不这样写”,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世界的一部分进入了现代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人类的一部分患上了种种“现代病”,同时也产生了现代哲学,正是为了真实地表现这些现实,而这种现实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手法来“再现”,只能用全新的手法来“表现”,这才有了现代小说。

我们也来虚构一个先锋场景吧。假设我们在某个小县城的一条小街上,遇到一对穿着不土不洋的小夫妻,正在用发音不很标准的世界语,讨论中午是吃炒白菜还是吃炒菠菜的问题,你会有何感觉?这样一个场景,是不是刚好成为当前某些先锋写作的一种“先锋叙事”?即使他们换了别的语种,法语也好,西班牙语也好,斯瓦希里语也好,他们讨论的终归还是炒白菜或炒菠菜的问题。即使他们“超越”了白菜和菠菜,改为讨论是吃炒碎片还是吃炒罗生门,终归还是中午吃什么的问题。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好稀罕的。

以余华、格非等为代表的那一代先锋写作,不是这样的。他们讨论的,不是白菜和菠菜或中午吃什么的问题。凭记忆举个例子吧,比如余华的《河边的错误》,讨论的不是社会治安问题或规范执法问题,而是抽象化了的死亡与恐惧的问题。是“马”的问题,不是“白马”的问题。那一代作家的贡献在这里,局限也在这里。他们实际上还是从形式出发的,然后力图用这种形式去表现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可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真正完成,现实生活中后工业化社会的元素还处在萌芽状态,所以表现出来的那个“内容”很难与现实生活实现对接。用当时颇为流行的说法来表述,是一种“概念横移”,即把一些从西方套过来的现代哲学理念,移植到一些有着中国人的姓名相貌、但缺少中国根基的人物身上。他们以此把中国的先锋写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也到此为止,而且这也正是他们自己走不远、走不到底的真正原因。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们,何况这本来就是一场接力长跑。在他们之后十年左右,又有一批新的作家,让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新的场景。比如刘建东的《全家福》,李浩的《失败之书》等等。这一轮努力,可以概括为力图在西方现代哲学与中国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起某种实现对接的通道。这中间我想特别提一提薛荣的《纪念碑》。我曾经为它写过一篇千字短评,却用了一个很“大”的标题:《现实主义的现代化和先锋写作的本土化》。很可惜,那之后不久,薛荣就被生活干预了一下,从此失联。我能对那个干预做出的反馈,就是从此不吃所谓的××湖大闸蟹,不管真的假的都不吃,一只蟹脚也不吃。也是一种先锋叙事吧。

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先锋写作,是西方现代小说进入中国文学的一个阶段,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事件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接力长跑中跑得不错的一棒。它跑的就是这一棒,跑完了也就完了,既不可能自己把这段赛程反复重跑若干遍,更不可能让下一棒选手再把它重跑一遍。说白了,它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本身并不能构成任何文学资源。马笑泉说:“莫言、苏童、余华对我都有重要影响”,这个话,要看怎么说,更要看怎么听。作为一种主观表述,它是不是真的,只有马笑泉自己知道。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的客观描述,这种“重要影响”是否确实存在,要由批评家通过文本分析做出判断,作家本人说了是不算数的。有成十上百位作家,和成百上千位业余作者,都说自己深受《红楼梦》的影响,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如果哪位批评家认为马的作品中确实存在莫、苏、余的“重要影响”,那么立刻就会面对下一个问题:那些苏童、余华本人都难以为继的东西,为什么在马笑泉的文本中却得以浴火重生?我个人觉得,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看问题,更不要这样说事儿。首先这不符合文学规律,最后这很容易被认为是某种借光自照。实际上我确实在想,这样的三场对话,说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为什么有一个名字却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而照道理讲,哪怕仅仅是为了向二十多年前的先锋写作敬个礼,这个名字也是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您想起来了?是的,这个名字是——洪峰。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八卦,给先锋写作排了个“射雕五虎将”,即北丐洪峰、南帝苏童、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虽然不够文学,却也颇能证明当时的洪峰是与苏童、余华等“齐名”的。当然,到了现在,洪峰已经没什么名气了,而苏童、余华等的名气却比当年又大了许多,然则这后来“大”出来的名气,并不是当初的先锋写作造就的,倒是转型以后给他们带来的。那么,是不是这种差别,才导致了苏童、余华对“我”(不止马笑泉)“都有重要影响”,而洪峰却根本就不在“我”的视野之内?至于莫言,当时的名气之大小和苏童、余华等差不多,但并不“齐名”,因为他和他们不属于同一类型。如果您今天想推翻旧案,认为当年不把莫言的写作也视为先锋写作是不对的,那是您的权利,前提是拿出您的论证和论据来,但在当年的文学界看来,莫言的文本与苏童、余华等的文本的差别,是一眼即可看出的。莫言在形式上的创新性并不小,但在直观上,并不像苏、余等那样让中国读者感到太陌生,而在内容上则是相当本土的,他的小说世界基本上不存在与现实生活对接的困难。从创作的角度讲,这种差别不仅是外表上的不同,而且在实质上也是互不兼容的。如果莫言和苏、余等对“我”“都有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又确实能在“我”的文本中检测出来,你能想象这个文本会是啥模样吗?你不能因为莫言后来得了诺奖,名气独大了,就把他也拉来入伙。这样势力眼地对待文学,也太不文学了吧?

 

          让文学回到文学

 

先锋文学再怎么先锋终归还是文学,是文学,就得靠作品——文本说话,靠对作品的文本分析定值论价,而在这种价值判断中,脱离了内容的形式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是的,只能靠作品。靠“精神”不行;什么创新精神,自由精神,说出大天来仍不过是个精神,跟文学没有一毛钱关系。靠吆喝也不行;吆喝是仅仅适用于农贸市场的推销方式。即使像姜昆的相声那样,把农贸市场设在天安门广场,你也卖不动文学。

如果你有足够的历史感,你一定还记得发生在上世纪快要结束时的那次尖声怪叫。那就是一次所谓叛逆精神的表演,号称“断裂”。别看挺离谱,有时候也能把人忽悠住,当时首都有家刊物,在转载那个“问卷与答卷”的《编者按》里就曾经预言:“未来世纪,他们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学存在”,所以对他们的声音“需要仔细倾听,认真了解”。仅仅过去了十八年,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失联,另一些倒不失为成功人士,但没有一个是靠把文学弄断裂了成功的。尖声怪叫是吆喝的极致,而在听上去比较柔软的吆喝中,断裂的影子依旧隐然可辨,但同样徒劳。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早已积累了足够的文学资源,所有的文学现象都有各自的谱系可循,即便真有横空出世从天而降的奇迹,也只能是极个别的例外,至少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先锋写作不在此列。在“先锋文学”前面加一个限制词“中国”,就能把它和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弄断裂了?恐怕不行。某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毫不搭界的“中国先锋文学”,只能是一头《山海经》里臆想出来的怪兽。我们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正如小说本来就是舶来品,现代小说或先锋小说同样也是舶来品,从引进到消化再到逐渐本土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中间有过停顿,也有过曲折,而从实际情况看,它不仅是长跑,还是接力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跑完全程,其中的每一代人都只能各跑属于他的那一棒,到了该交棒的时候,想自己接着往下跑都不行。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对待这个过程,包括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又有什么理由不向所有跑过其中一棒的选手致敬,不管他跑得很好还是不怎么好,他这一棒很重要还是不怎么重要?当然,我们更应该格外关注正在跑着的这一棒。老实说,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一棒跑得真是不怎么好,但选手们需要的并不是大声吆喝,而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场外指导。与上一棒选手相比,他们跑得不怎么好,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离终点更近,所以难度更大。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选手,甚至是一些不那么知名的选手,跑出了相当精彩的看点,却被那些只顾大声吆喝的看客忽略了。这一棒先锋写作的特点,就是参跑的选手多,努力的方向和重点也多。我甚至觉得,它的场面不怎么好看,也与这种大声吆喝的关注点太狭窄有关。有那么多作家在做着各不相同的努力,为什么总吆喝着让人们去关注那可疑的碎片化,和明显属于山寨版的假罗生门?在进行宏观把握时,我们应该坚守“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在做出肯定性的评价时,你必须明白指出,它们在表现现代社会、进行现代思考、呼应现代哲学方面,具体提供了哪些新的认知,而这些新的认知,是能够与我们当下的、本土的现实生活实现对接的。至于那些单纯形式上的游戏,并没有多少实际上的文学价值,张闳说“现在的文学创新性很小”,我想指的就是这个。即便看上去花里胡哨,充其量不过是几个花拳绣腿系列的自选动作。但在进行微观考察时,则应力戒那些大而无当的臆想,和似是而非的理论碎片,扎扎实实地关注、分析、肯定那一个个文本中往前走出的每一小步。

三十年前的先锋不会再来了,何况再来一遍也没啥意思。

而新的先锋写作做出的每一个努力,往前走出的每一小步,都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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